宋季严羽作唐宋之辨,为“宋无诗”说提供理论基础。“一代有一代文学”之说也包含了“宋无诗”的判断。明初刘崧始唱“宋无诗”说,李东阳加以推动,及七子主盟诗坛,突出“一代有一代文学”之说的退化论与复古论意义,使“宋无诗”说趋于极盛并“意识形态化”。杨慎等坚持反“宋无诗”说立场,却未能摆脱唐诗本位意识。袁宏道则确立宋诗的独立地位,突破唐宋之辨,以变为进,成为“宋无诗”说最彻底的批判者。

　　一

　　叶盛《水东日记》卷二十六引黄容《江雨轩诗序》说:

　　近世有刘崧者,以一言断绝宋代,曰:“宋绝无诗。”检刘崧《槎翁诗集》与《文集》,均未见此语。据叶盛说:“他如苏平仲以《唐音》编选未精,王止仲以元遗山《鼓吹》偏驳之甚,而尤罪赵子昂。若刘子高不取宋诗,而浦阳黄容极非之。”苏伯衡与王行批评的都是诗歌选本,以此例之,黄容之所“极非”者也是一部选本,“不取宋诗”云云自然也是就选本而言。“宋绝无诗”一语当出于此选本,但叶盛之外再无人提到它,大概已经佚失了。刘崧《鸣盛集序》以汉魏为“正音”,称盛唐“气韵声律粲然大备”,又说:“列而为大历,降而为晚唐,愈变而愈下,迨夫宋则不足征矣。”则其“宋无诗”说的内容仍大略可知,并见出其诗学的理路全从严羽《诗辨》而来。

　　宋末刘克庄已有“以书为本,以事为料,文人之诗也”(《何谦诗集序》)的论断,这是针对宋诗的。在其诗学中,“宋诗”初步成为一个以“或尚理致,或负材力,或逞辨博”为基本内涵的概念,他以为这不是诗的“本色”,故曰“非诗也”(《竹溪诗序》)。这里隐约有“宋无诗”说的意思,但刘克庄在《本朝五七言绝句》中仍然认为宋诗也有“不愧于唐”甚至“过之”者,说明他并没有像严羽那样以严格的唐宋之辨为起点生成其诗学理论。严羽的“诗辨”,既辨诗与非诗,亦辨唐与宋,这就形成了由正题和反题构成的理论格局,而“宋诗”属于反题的概念。其所主张的“唯在兴趣”,是正题;其所反对的“以文字为诗”等,是反题。“透彻之悟”,是正题;“奇特解会”,是反题。汉魏盛唐为“大乘正法眼”,是正题;江西江湖为“声闻辟支”,是反题;如此等等。“以盛唐为法”是严羽在正题的一面推出的,他在反题推出的则是“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这个结论若再往前推一步,即可一言以蔽之曰“宋无诗”。这一步由刘崧来完成。

　　否定宋诗的声音在北方的金朝也出现了。据王若虚《滹南诗话》卷三记载:“近岁诸公……开口辄以《三百篇》《十九首》为准,六朝而下,渐不满意,至宋人殆不齿矣。”看来否定宋诗还是颇为时尚的论调,而王若虚自己也未始不是宋诗的批评者,比如他在《文辨》中说:“散文至宋人始是真文字,诗则反是矣。”但他终归还是肯定宋诗的新变,称其“亦有以自立,不必尽居其后”,这就是他跟严羽的区别。刘祁对于宋诗的批评,也与严羽不同。其《归潜志》卷十三说:

　　唐以前诗在诗,至宋则多在长短句,今之诗在俗间俚曲也,如所谓源土令之类。刘祁认为诗统在宋金时代发生了变化,从古近体诗转为长短句与源土令这些“俗间俚曲”,是为“一代有一代文学”之说。这似乎表明诗统由雅向俗推进,但刘祁所要表达的其实是作为雅文学之主体的古近体诗在宋代已为俗文学所取代,失去了主体地位。这里面无疑包含有“宋无诗”的意思。

　　刘祁发为此论,旨在回归“夫诗者,本发其喜怒哀乐之情”的抒情传统。元代开始流行类似的观点,但意图与之不同。孔齐《至正直记》卷三《虞邵庵论》载录了虞集的一段议论:

　　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足称于后世者。汉之文章、唐之律诗、宋之道学、国朝之今乐府,亦关于气数。音律之盛,其所谓杂剧者,虽曰本于梨园之戏,中间多以古史编成,包含讽谏,无中生有,有深意焉,是亦不失为美刺之一端也。刘祁立论,专在诗统,是狭义的“一代有一代文学”之说,而虞集却是泛论各代“绝艺”,其义最广。刘祁未必认同于雅俗之变,而虞集以“杂剧”为元代之“绝艺”,并肩于汉文唐诗,其为元曲张目的宗致了然可见。据陶宗仪《说郛》卷十二下记载,元人普遍以“汉篆、晋字、唐诗、宋词、元曲”为“五绝”,对于各代之文的去取,与虞集所论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在元人所构想的代有其文的变局中,存在着雅俗嬗易的趋势。元人的“一代有一代文学”之说让元曲登堂入室,成为主流文学的范畴,体现了一种明晰的当代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