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旷日持久的“两种文化论争”

　　在20世纪西方学术思想史上，英国物理学家、小说家查尔斯·珀西·斯诺经常作为“两种文化论争”的肇始者而被人提及。1956年，斯诺在《新政治家》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两种文化》的文章，3年后，他进一步拓展和扩充了《两种文化》的思想。这样一来,斯诺至少成就了三件大事：1、发明了作为一个概念的“两种文化”——对应于人文社会科学的“文学文化”和对应于自然科学的“科学文化”。2、阐述了现在众所周知为“斯诺命题”的问题，其核心是人文学者和科学家之间的文化割裂。3、引发了迄今最为旷日持久的一场“两种文化论争”，其影响远远胜过之前的类似或相同主题的论争，比如托马斯·赫胥黎和马修·阿诺德就科学与文化孰轻孰重展开的论战、1920年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科玄之战”。

　　随着斯诺的这场文化论争的持续开展,不但让人看到了其多方面的原因，比如形而上学自然观的兴起与发展、唯科学主义思潮在1860年代以降的盛行以及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给西方国家带来的震慑，但更为重要的是，让人认识到了“技术具有两面性：行善和威慑”，以及重大社会问题同时涉及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因此，很多学者投入到了终止或平息两种文化论争的活动之中，致力于两种文化的整合：思想家理查德·罗蒂表达了科学与人文平权、以牺牲科学的优越性与地位实现科学向人文归化的愿景。

　　不过，这些努力在阿姆斯特丹大学数字人文学教授任博德看来，大多存在“历史虚无”的缺陷，较少考虑或经常忽视人文学科的历史，其结果是“‘两种文化论争’仅仅是过去50年的一种现象呢，还是始终存在？”所以，任博德在其力作《人文学的历史：被遗忘的科学》（以下简称《人文学的历史》）中主张，要从根本上平息“两种文化论争”或为之找到一种进路，书写人文学的历史是一种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