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人类学是近年来国内宗教学领域发展较快的研究方向，也是记者持续关注的学科方向。宗教人类学是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黄剑波的学术领域之一，他也一直关注国内外宗教人类学领域的学术动向。近日记者就该领域国内学界与国际学界的差距、人类学出身的学者与宗教学出身的学者的差异两个问题对黄剑波进行了专访。

　　中国社会科学网：近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等学术机构的推动下，国内的宗教人类学已经取得了很明显的进展，但还需要长期的持续的学术积累。你觉得国内外学界在该领域存在的主要差距是什么？

　　黄剑波：国内宗教人类学近些年的进展有目共睹，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推动尤为突出。谈论国内外的主要差距，需要先从国内学术环境和体制说起。与同期国内宗教社会学的兴起相比，宗教人类学（尤其是人类学进路的宗教人类学）的发展存在一些学科性的先天限制，即人类学在中国学科体系中作为社会学和民族学这两个一级学科的“双重”的次级学科的性质，使得其学术资源和学术地位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当前宗教学虽然已经取得一级学科的地位，但总体来说也还比较弱势，至今全国的大学中没有真正独立的“宗教学系”。

　　从研究关注来说，国外宗教人类学研究早就超越了部落宗教、地方宗教这样的领域上的局限，进入到对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等大型宗教体系的深入研究。其中尤以伊斯兰教研究的成果最为丰硕，而这恰是国内宗教人类学最为缺乏的部分，除了少数例外，国内当前的研究基本上仍然主要以民族问题／民族政策为框架。

　　此外，国际上近十年来有一股强有力的基督教研究潮流，集中体现为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一系列“基督教人类学”研究专著，以及2013年在葡萄牙召开的“基督教人类学”主题会议。国内这方面也基本上还在起步阶段。

　　从研究方法和方法论来看，国际宗教人类学越来越自觉意识到田野调查方法及研究者自身的局限性，而更多重视（至少是能够看到）与宗教自身的言说对话，例如2013年刊登于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的一组“人类学与神学”专题论文。反观国内宗教人类学研究，除了少数例外，仍然多以功能论为基础，而缺乏对众多理论可能性的理解和进一步发展。事实上，不少宗教人类学研究基本上还只是田野调查报告，虽然细致深入的材料本身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网：我国目前从事宗教人类学相关研究的学者有不同的学术背景，接受的是差异较大的学术训练，您认为，在目前的国内学界，人类学出身的学者和宗教学出身的学者在宗教人类学的理解和运用方面存在哪些差异？

　　黄剑波：对于这个问题，一个简单的回应就是：人类学者应该多学习和理解宗教，宗教学者应该好好掌握人类学方法。因为，通常来说，人类学者是将宗教作为一个领域或社会文化现象来研究，目的更主要的是要理解社会／文化（以及与人类学理论对话）；而宗教学者则多将人类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来使用，目的主要是理解宗教，并与其他宗教研究者对话。

　　需要承认的是，最近一些年的人类学对宗教的研究不时会出现一些对宗教事实本身的误解，或者至少在宗教学者看来对于宗教的探讨流于表面化。这一方面与个体的人类学者对于宗教事物的阅读和了解有限有关，还与人类学研究常被简单等同于田野调查有关。

　　不少人以为宗教人类学即等同于田野调查，甚至以为做了田野调查就表明一项研究是“人类学的”。这当然是人类学研究的传统强项，但却绝不等于全部的事实。对于运用人类学方法进行研究的宗教学者来说，这个理解固然简化了一些。问题是对于人类学者来说，这样的理解容易使得他将宗教简单等同于任何其他普通的社会文化现象，如果不只是某种其他政治、社会、文化（甚至心理）因素的反映的话，而这也就决定了其对宗教的研究不过是借宗教之“壳”，上自己学科的“市”。人类学者通常会美其名曰他们的研究旨在通过对宗教的研究达成对宗教所在之社会或文化的全面理解，且不论这种将宗教仅仅作为社会之一子系统的假设是否成立，如果没有对所研究之宗教的准确把握又何以谈得上对整体上的社会文化的理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