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掌握群众的必由之路——访国防大学原副校长侯树栋中将

　　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这两个互相连接的过程中，集中体现着一个根本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即把群众看作历史的动力、实践的主体、智慧的源泉。

　　中国共产党90多年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大理论成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指引党和国家事业不断走向胜利的行动指南。当前，如何进一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继往开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上走得更稳健、更长远？就此话题，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原副校长侯树栋同志。

　　　立足中国国情，一切从国情出发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共产党从诞生起就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南。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党内曾经出现过一些什么样的认识？

　　侯树栋：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历史上党内曾经主要存在着两种态度、两种方法。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理论结合实际。教条主义有“左”的，也有右的。1930年毛泽东率先提出反对本本主义，同“左”倾的教条主义展开斗争。毛泽东批评了唯书、唯上的思想，划清了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的界限，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并且毛泽东有针对性地提出两句话，一个是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一个是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的情况。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最鲜明论断，同时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基础。抗战爆发后，如何组织国共合作的抗战路线，如何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打败日本侵略者，从理论上看就是正确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从军事上看，就是正确处理军事方针和战略战术的关系。为了从思想根源上批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毛泽东突出强调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报》：恩格斯曾作出一个著名论断：“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您如何看待这一论断的精神实质？

　　侯树栋：恩格斯的这个论断究其实质就是研究问题不要从本本出发，而要从实际出发。如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时代性演变，就必须包括现实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状况。重要的是从它们的联系中，即从总体上把握其特点和规律，认清其社会性质和发展阶段。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依据，就是在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中国的社会性质属社会主义范畴，二是这个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由此，邓小平理论就是按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规律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证明，当我们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前进时，中国革命和建设就取得胜利；一旦脱离中国国情，中国革命和建设就会遭受严重挫折。基于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怎样的现实意义？

　　侯树栋：一是它要有中国特色的表现形式；二是它的内容必须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反映。所谓内容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升华为理论形态，实现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在革命战争年代，当我们遵循中国国情及其发展变化规律制定的战略策略时，革命就会胜利前进；反之，革命就会遭受失败。说到底，就是是否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