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尤其移动互联网普及带来的大规模“即时在线”、互联网产业的高速增长给经济结构带来的刺激和调整、互联网舆论对社会心理的冲击和政治改革的要求，都构成了当下中国社会加速转型的重要动因和背景。如何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充分认识和把握互联网带来的压力、机遇和挑战，是迫切值得思考的问题。

　　互联网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同构性

　　过去20年，互联网技术的迅速普及和互联网应用的日新月异，既催生了庞大的网络产业，也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压力：一则，互联网作为“媒介”，可能发挥信息突破的管道作用，让过去政府或可有效控制的信息借助边缘突破的方式获得相当程度上的传播；二则，互联网作为“技术”，尤其是社交媒体的传播效能，会给一部分试图进行社会动员的公众赋权，从而更可能基于线上交往而产生线下行动；三则，互联网作为“空间”，给公众的意见表达和舆论监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平台，直接生成的网络舆论以及由此形成的民间舆论场会对相关治理造成巨大压力。

　　身处网络社会崛起所带来的全新社会景观，互联网治理便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美国为例，已经依靠先发优势建立起网络空间的国家整体战略部署，并形成比较成熟的互联网治理体系，具体体现为顶层设计能力（国家战略层面的重视和制度设计）、社会化能力（建立由政府、协会、企业、智库等多元行为主体共同参与的管理体系）、协同化能力（建立由其他公司、部门组织间信息交流、合作共享机制）等三种能力。这三种能力的背后，体现的是国家治理过程中对自由、开放等互联网治理的核心精神的尊重。

　　近日，中山大学互联网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并组织召开了“首届互联网与国家治理智库论坛”。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互联网治理可以为国家治理提供丰富的资源和动力。国家治理理念中包含着开放、平等、对话、协商的意涵，而这种意涵跟互联网治理的内在精神是高度契合的，因此，互联网治理跟国家治理具有相当程度的同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