窥诸中国当下互联网发展的实际，以法治控权实现网络法治化，尤其需要加强对商业权力、媒体权力以及行政权力等三种权力的约束和规范。

　　网络法治化需要强化对商业权力的约束。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中国形成了不少规模庞大的“巨无霸”互联网企业，这些企业资本雄厚，掌握大量的资源，形成强大的商业权力。以互联网“电商”为例，它们拥有独特的商业优势，在给人们带来便利和优惠的同时，也在不断积累着地址、电话、职业、偏好等公民个人信息，运用“大数据”技术，这些看似碎片化的信息很有可能被组合成可供分析研究的数据链，从而对公民权利造成潜在威胁。值得注意的是，不少互联网企业在海外注册，股权也由外商控制，考虑到它们掌握数量庞大的中国经济、社会、个人信息数据，不能不引起对国家安全的担忧。因此，网络的法治化就必须强化对互联网企业商业权力的有效管控，以法治的方式，对其搜集、存储，以及运用事关个人权利和国家安全的信息数据的行为，进行全过程、动态的管理和控制，从严防止商业权力的异化，避免商业权力的不当运用对个人权利和国家安全形成潜在危害。

　　网络法治化需要健全对媒体权力的制衡。媒体权力被称为现代国家的“第四权”，学者卡伦在《媒体与权力》中断言，“新媒体会导致新的权力中心的出现，从而在现存的主导性的威权结构内部引发日渐激化的紧张状态。”随着移动互联的兴起，媒体权力在中国也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卡伦所预言新媒体改变传统权力结构的趋势正在发生，也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媒体权力的正当发挥，有利于保障公民权利，优化信息流通，促进社会善治，而媒体权力的不当运用，也足以形成巨大的危害，这几年频频被曝光的网络媒体付费“删帖”、“有偿不闻”，以及无视著作者权益肆意转载链接，甚至进行所谓“负面信息敲诈”，从而攫取高额的商业利润，就是媒体权力不当运用的突出事例。推进网络法治化，就是需要有效控制媒体权力，特别是强化对互联网媒体权力的约束与制衡。对媒体权力的控制，当然离不开新闻伦理和行业自律，但更应该有效发挥法律的强制作用，必须要树立明晰的法律红线，以“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态势，让违法媒体及其责任人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