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时代，实体空间中的交通非但未被取代，其重要性反而日益凸显。吞吐量巨大的港口、机场，将城市编织进全球经济和贸易网络；高效快捷、覆盖面广的高速铁路和公路，巩固着城市在区域中的中心地位；密集、便捷的轨道交通、公共交通、城市街道等，则是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工作、交往等活动最基本的保障。在城市传播的视野中，传播不仅仅是远程符号与信息的传播，更是人与物在实体空间中的移动、交往。交通构成城市传播的重要研究对象。

　　观念造成传播与交通分离

　　传播和交通本属一家。在历史上，它们被混用的情况屡见不鲜。如雷蒙德·威廉斯指出，在道路、运河和铁路蓬勃发展的时期，传播是一个普遍的抽象名词，代表这些通讯和传输设施。约翰·杜伦·彼得斯发现19世纪美国语言中的有趣现象——火车在“蒸汽传播”上通行。詹姆斯·凯瑞则宣称，在人类历史上，上至第一王朝统治下的埃及，下至电报的发明，交通和传播都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那么传播和交通概念又是如何分离的呢？凯瑞给出了一个堪称经典的解释：早期“传播”被用来同时指称交通运输和讯息传送，因为早期讯息的运动依赖于双足、马背或铁轨运载。而电报的出现，彻底终结了传播和交通运输的同一性。电报第一次使传播从交通运输中有效地分离出来。它不仅使讯息从物体的物理运动中分离出来，而且它使传播得以能动地控制物理过程。传播与交通的观念自此分离。

　　乔纳森·斯特恩对此提出了异议，他认为包括凯瑞在内的许多研究者把传播理论建立在个人尺度的基础之上，预设了传播仅仅在理性的个体之间存在。结果是所有的媒介都被视作个人之间对话关系的中介，传播成为一种符号的交换，其物质基础反倒成为次要的东西。位于某处的个体感受到电报（讯息）的速度比火车更快，那么认为电报讯息与火车运行相分离也就顺理成章了。凯瑞作出此判断的同时，忽略了火车轨道的物质形式（基础设施）也规定了电报信号的物理移动方式，因为电报线路是沿着轨道设置的。因此，讯息并未真正从实体的物理运动中分离。在他看来，交通和传播一直互相交织、互相依赖，电报出现前如此，电报出现之后依旧如此。传播和交通的分离与其说是电报造成的，倒不如说是观念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