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历史剧《蔡文姬》自发表、公演之后，关于其表达的主题就一直是人们讨论的问题，可以说迄今没有定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8月4日“争鸣”版刊发了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童庆炳先生的一篇遗作——《两种声音一个结论——兼谈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区别》，这是童先生在参观郭沫若纪念馆时，看到展室中《蔡文姬》演出剧照的说明文字后所撰写的一篇文章。这则说明文字写道：“1959年2月，郭沫若创作史剧《蔡文姬》，并替曹操翻案。”童先生对此有自己的看法。笔者对郭沫若历史剧多有关注，在此不揣谫陋，对童先生的观点做一学术回应，亦借此机会表达对童先生学术追求的景仰和怀念。

　　周恩来提出建议

　　关于《蔡文姬》的主题，历来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以为《蔡文姬》的创作主旨是为曹操翻案，另一种则以为该剧是作者借蔡文姬的经历抒写情志。这两种看法虽然相异，却都源自郭沫若自己的说法。他在为《蔡文姬》所写的“序”中一开始就写道：“蔡文姬就是我！——是照着我写的。”“它有一大半是真的。其中有不少关于我的感情的东西，也有不少关于我的生活的东西。”但同时，郭沫若又明确地强调，“我写《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蔡文姬》，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所以，《两种声音 一个结论》一文认为，郭沫若实际上发出了“两种声音”。大多数批评者是依据后一种声音评论该剧的主题的，只有少数人注意到前一种声音，读出了作者的本意。

　　这恐怕是对于郭沫若“序”文的误读。有一则史料，应该可以帮助我们清晰地理解郭沫若“序”文所要确切表达的意思。这是他在1959年2月16日，也就是《蔡文姬》刚完稿后，准备写给周恩来的一封信函。信中写道：

　　一月廿六日陪墨西哥客人到广州后，因孩子们在春假中到了广州，我便留下把剧本《蔡文姬》写出了。二月三日动笔，九日晚脱稿。兹寄上清样本五册，请饬交陈总和周扬同志各一册。如有暇审阅，请提示意见，不日回京后再修改。这个剧本是通过蔡文姬替曹操翻案。这个主题是根据主席和您的提示。去年十一月有一天晚上，我们在鸿宾楼吃晚饭，陈总亦在座。我坐在您的旁边，您曾向我说，不妨写一个剧本替曹操翻案。案是翻了，但翻得怎样，有待审定。（郭沫若纪念馆馆藏资料）

　　这封信把周恩来建议郭沫若创作历史剧《蔡文姬》，以及剧作的主题（至少是作者主观的意愿）说得很清楚。从这封信的内容再去读“序”文，其语义也是很清楚的，并不存在“两种声音”。那只是一个意思的完整表达：作者选取蔡文姬这个历史人物和文姬归汉的史事为题材进行创作，是意欲为“被后人魔鬼化”了的曹操翻案；而蔡文姬形象的塑造，融入了作者自己的情感经历、生活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