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技术层面，转型的策略主要体现为能够在短期内直接或间接实现商业价值的种种手段；在道德和情感结构层面，转型是一种值得面对的挑战，它所召唤的是一种“有希望的焦虑”。

　　新闻业面临危机，已经成为西方新闻界的一个核心话题。这样的论说，美国新闻学者塞里泽（Barbie Zelizer）称之为“危机话语”。通过对这一话语的批判性解剖，塞里泽提出，这样的话语也可能将新闻业面临的多元的挑战、条件、机遇、创新等遮蔽于同质化的表述之中。她的论述，在批判“危机话语”的同时，也提示到，危机话语及其建构可以是一个认知的场所；通过对它的开掘，我们可以了解新闻界人士运用哪些话语资源来诊断新闻业面临的挑战，论述这些挑战的蕴涵、应对的原则和方法，以及他们所想象的新闻业的未来。

　　循此路径，本文考察了我国新闻界人士——包括业界和学界——对于新闻业危机的言说，并观察到，当前新闻界商业主义的话语成为主导。对此，我们参照美国社会学家甘姆森对于话语的意义建构功能的分析，并从如何界定危机、提出何种因果解释、作出何种道德判断、提出何种走出危机的方案这四个方面展开分析，看到商业主义话语资源的力量及其可能的遮蔽。

　　新闻专业角色受到挑战

　　当前我国新闻业界和学界倾向于将当前新闻界的境遇“诊断”为一场商业危机与挑战。得到最多讨论的是新闻媒体机构的读者流失、赢利下滑、广告下滑以及新闻人的辞职等方面，这些被认为构成了今天中国新闻业挑战的主要表征。关于它是否造成新闻报道品质下降、将可能对公共领域造成何种侵蚀等问题则鲜有关注。在西方新闻界的言说中，这场危机被表述为多面向的危机，例如，它既是媒体介质和平台的危机，也是商业和经济的危机，同时它还是专业的危机甚至是政治的危机，因为这场危机将可能对新闻的专业角色构成巨大的挑战，而且将给新闻作为如此重要之支柱制度的民主带来危机。与之相比，今天中国新闻界的言说中，这场挑战显得单面向得多，它首先和几乎唯一地被表述为商业的挑战。

　　与危机的商业主义诊断相应，对危机的归因则是技术主义的。新媒体技术的出现被认为是造成这场商业危机的主要原因——新媒体技术吸引并导致了年轻读者的迁移。不过，这一归因并未导致对新媒体技术的责备和“诅咒”，相反，今天中国的业者和学者倾向于将其视为一场挑战，同时也是一场可以跃跃欲试于其中的商业的机遇，对此抱以足够的接纳和拥抱的姿态。在这一认识下，跨界融合、巨大商机和盈利转型等成为典型语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