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初建立以来，国际关系学科就一直门派林立、相互竞争、论战不断。迄今为止已经历四次论战：20世纪20—30年代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论战、50—60年代的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论战、7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论战、90年代的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论战。每一场论战都是不同范式间关于理论假定、使用概念与解释方法的辩论，是对自我“进步”的肯定和对他者“退化”的否定。这样的争辩状态一方面促成了国际关系学科的成长壮大，从新兴走向成熟。但另一方面，范式间的相互隔阂与对立，也阻碍了该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其发展瓶颈就表现为现代学术研究越来越与世界政治现实相脱节。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鲁德拉·希尔（Rudra Sil）和康奈尔大学教授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zzstein）意识到了这一现象，于2003年共同提出了“分析折中主义”（Analytic Eclecticism）概念，并于2010年出版《超越范式：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分析折中主义》一书，试图重组并融合国际关系研究三大主流范式——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从而对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提供真实全面的解释。

　　前提与背景

　　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国际关系学经历了从隶属于历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子学科成长为一门独立成熟学科的学术变迁，其间一直深受理论流派论战或曰“范式之争”。可以说，国际关系学科中理论流派的范式之争，自始至终伴随着该学科的成长与发展。在美国科学家托马斯·塞缪尔·库恩（Thomas Sammual Kuhn）看来，“不同的范式之间不存在一种中立的、客观的、可用于比较两者优劣的中性语言，两者间是‘不可通约的’”，范式间的争论即起源于该“不可通约性”。所谓不可通约，由法国哲学家皮埃尔·迪昂（Pierre Duhem）于1954年提出，由于构建不同理论范式时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假定各不相同，那么这些理论范式中享有的概念、术语、标准也相互不可替换。从具体意义上的概念和术语，到抽象意义上的评估与标准，这种不可通约性随处可见。

　　在国际关系研究传统中，要建立一个理论范式，就必须把某一个领域与其他领域隔离开来。尤其是当国际关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遭遇危机，或当该学科面临急剧调整与转型时，以批判或反思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科学哲学相较于其他以应用为目的的学科而言，更容易被引入到国际关系理论的评估、改进及创新之中。这也是历次国际关系理论范式辩论后带来学科跃进式发展的原因所在。

　　国际关系传统范式间的“不可通约性”，使得国际关系学的范式研究陷入困境不能自拔。正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所言：“国际关系领域一直受制于一个错误的观念，即好的学术研究必能被工整地划归为互不相容的理论范式。”国际关系各理论流派至此画地为牢、各自为营，将“无聊的评论、言语的攻击和几乎不加掩饰的幸灾乐祸”自诩为“学术创新与进步”。范式间互不相容的特征决定了其彼此之间难以取长补短，削弱了既有国际关系理论对处于变动之中的复杂现实世界的解释力，也制约着国际关系学科的知识积累与进步，成为国际关系学科进一步发展的学术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