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当代哲学家卡尔－奥托·阿佩尔教授于今年5月15日去世，笔者曾于2000年去法兰克福拜访过阿佩尔教授，彼时他已经荣休，但仍旧笔耕不辍。我们聊得最多的还是他本人的哲学。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关于他跟哈贝马斯的区别。二是关于他自己的哲学。除了译过《哲学的改造》，我还译过他的一篇重要论文《语言交往的先验概念与第一哲学的观念》。这篇论文与《哲学的改造》属于同一时期，是作者所谓“根据语言哲学批判地重建哲学史”的工作设想的纲要。此外，笔者对他的《从但丁到维柯的人文主义传统中的语言观念》（1963）深有兴趣，认为他把欧洲大陆人文语言哲学的传统梳理清楚是特别有意义的。但阿佩尔自己却说，他的哲学已大有进展，《哲学的改造》以及早期著作不再那么重要了，当时出版不久的《有关先验语用学开端之检验的争辩》（1998）才是最重要的。

　　阿佩尔在很大程度上是哈贝马斯的哲学引路人，特别是他试图打通欧陆人文哲学与英美分析哲学的宏大的思想视野，以及他关于“语言交往共同体”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哈贝马斯。然而我们也看到，在当代哲学的视野里，阿佩尔虽说未被完全冷落，但却未能像哈贝马斯那样获得高度的关注。个中原因恐怕主要在于阿佩尔的纯粹哲学理想，他的纯粹哲思与这个时代的非纯粹气质难以合拍。所以阿佩尔才会特别强调自己哲学的个性。而笔者以为，阿佩尔区别于哈贝马斯的，应该是他的先验解释学或先验语用学，特别是他对所谓“先验论证”或“终极论证”方法的坚持。

　　众所周知，“先验”问题首先是一个近代哲学的问题，尤其在康德哲学中表现为知识的可能性条件问题。到现象学开创者胡塞尔那里，其所谓“先验现象学”的“先验”的含义并未逸出康德先验哲学。之后，海德格尔完成了一次对“先验”含义的拓展，首先他认为康德的先验哲学不只是知识论，不只是要解决知识的可能性条件问题，而且也是存在学/本体论，不然的话，我们就难以理解康德所谓的“一般可能经验的先天条件同时也是经验对象的可能性条件”。进一步，海德格尔把“先验”与“超验”并举，用以标识希腊存在学/本体论哲学与希伯莱—基督教神学的两大传统的思想特性和追问方式，以及与之对应的“形式性”与“神性”。这就是说，海德格尔把“先验”问题等同于存在学/本体论的形式性问题。照此看来，如同“超验”之于神学是必然的，“先验”之于哲学也是不可或缺的。

　　正是从海德格尔出发，阿佩尔试图改造康德的先验哲学，把先验哲学置于当代哲学语境之中，发展出他所谓的“先验解释学”或“先验语用学”。但是，阿佩尔把康德式的关于经验之可能性条件的问题，转化为对我们在言语和论辩时总是要取得的无可避免的前提的追问。在此意义上，阿佩尔才可以谈论“交往共同体的先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