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钩沉过吴组缃给曹辛之、陈中凡的书简，如今又在一周汝昌、冯其庸、吴组缃、钱学森等书信专场，读到吴组缃给彭昆仑的一封信，不见于方锡德编的《吴组缃生平年表》《吴组缃年谱》《吴组缃先生学术年表》《吴组缃著作年表》，也不见于《吴组缃文选》《嫩黄之忆——吴组缃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等各类集子，当为佚简，照录如下：

　　昆仑同志：

　　    承惠寄大著，昨夜已拜读，您信上说得太客气，实不敢当。

　　    《红楼梦》中所写年时及人物年龄等十分混乱，许多有心的读者和研究者为之抱憾。您用最新的科技工具和方法体察情理，着文给以疏理，以补原作者之阔略。我想大家都会感兴趣的。

　　    不过我个人有一种管窥之见。原作者艺术工力高深，看来其艺术构思，颇执我国自古写意、写神、写韵之传统。其极致则往往有意识地“得意忘形”。试看书中交代地区，忽北京，忽金陵。自然景物、生活习尚、人物性格，实是南方的，但又坐实是在北京。其服饰、发衔，亦不符合时代生活。重要人物所表现之才学，亦显然视现实大大提高了，大大理想化了。这种重“神似”不顾“形似”的信念，从《水浒传》即已见之。有人研究《水浒》中有关地理方面的描写，无一处符合实际的，以此便否定了它的写实精神。黛玉随口念的葬花词，宝玉文思那么富赡，宝钗那么博雅和世故。不管他们当时十几岁，都是不能取信于人的。此种写神写意的传统，在明清绘画和自古诗词中一向为艺苑所崇尚。明思想家李卓吾重视小说，亦言追风逐电的千里马，不能从牝、牡、骊、黄间去辨认。所以我不赞成有些红学家援引书中所具数字来作考据。因为那些数字是绝对不可靠的。李白诗曰：“白发三千丈”，你能据这个具体数字作科学理解么？《文艺报》今年（1983）第三期载有一篇关于古代小说的我的讲话稿，有一节也谈到这点意思。

　　    但我还是主张写小说要“形似”的。以上不过是我对古代艺术的一点理解。因此，我对您的工作还是衷心表示欢迎的。祝研祺！

　　吴组缃

　　一九八三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