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是当今时代最为显著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得以确立的时代背景。面对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如何开掘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及其蕴含的历史哲学理论，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这已成为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未来发展前途和命运的重大时代课题。

　　马克思以“世界历史”理论形式阐发全球化思想

　　诚然，马克思没有使用过“全球化”概念，但以独特的“世界历史”理论形式阐发了有关全球化的丰富思想；马克思有关世界历史的本质、特征、发展规律等一般性的理解和说明，实际上就是关于全球化的基本阐释。这集中体现为对以下三个问题的讨论。

　　一是马克思研究“世界历史”的独到之处，在于以社会形态的发展更迭为分析框架，从历史观上对其予以整体把握和说明。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的形成，实质上是16世纪以来尤其是西欧工业革命以来，世界范围内出现的以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动力所引起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巨大转变，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生活的系统变革和新型文明形态的创立。因此，“世界历史”是“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使人类的全部社会生活及其发展具有了全球性特征，而且通过把世界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现代工业文明中来而塑造了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当下的全球化不过是“世界历史”这一纪元式总体性变革在量上的进一步扩张和深化。

　　二是资本逻辑的二重性与全球化。马克思通过对“世界历史”形成发展的内在动力即现代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分析，发现了全球化展开的内在深层逻辑，即资本逻辑。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逐利本性，一方面力求把整个地球变成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即借助发展和改善交通、通信和信用制度等基础条件，把整个地球“压缩”成为使资本流通时间接近于“零”的无限大的世界市场，从而把整个世界都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在此意义上，全球化首先是资本的全球化。但由于资本的二重性矛盾的存在，使得资本的扩张一开始就出现了“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斗争。这表明，全球化本身内在地孕育着人类超越资本的抽象统治的途径和手段，全球化的结果并非资本主义全球化，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希望在利用全球资本的基础上实现对其的超越，开辟另外一种更具公平性的全球化。

　　三是深入研究“世界历史”以及全球化，离不开对现代性的深入理解和把握。现代性内在地具有全球性，全球化内在地具有现代性。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研究，就是与其通过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所阐发的现代性思想密切关联在一起的，并由此洞察到了现代性的自反性对全球化造成的深刻影响：“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都好像包含有自己的反面。”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的全球化首先是资本的全球化。现代性的全球化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历史必然性。也就是说，现代性的全球化实际上深藏着一个以资本主导的单边全球化向去资本中心化的多边共存全球化发展的趋势。简言之，全球化意味着去中心化与差异性的共生共存。这就不仅为民族性与传统文化在现代性全球化中绽放光彩创造了条件，而且为人类构建多元互动共存的全球秩序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而开拓人的自由个性发展的时空，提供了逻辑前提。因此，要实现现代化，必然介入全球化，但这并不否定现代化的民族性及其传统文化内涵。

　　马克思“全球化”思想的时代价值

　　不难发现，马克思审视全球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极富当代价值，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尤其具有启发意义。

　　第一，马克思从人类历史纪元式总体性变革角度将全球化看作一种时代特征及发展趋势，超越了一般全球化理论把全球化等同于西方化的“西方中心论”思维方式，这对于我们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既强调其全球化意义，又注重其民族性特色，从而将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机统一起来，有着极为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将全球化看作一种时代特征，也就是要求将该时代出现的任何重要历史事件、问题都要与全球化关联起来加以看待和解决，这与西方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全球主义”或“话语体系”有着本质区别。但是，强调全球化不等于否定民族性，而是要求真正从全球人类整体利益发展的高度来科学合理地谋划和规范民族和国家发展之路。

　　第二，马克思从资本逻辑二重性角度分析和把握“世界历史”以及全球化内在动因的方法，对于把握当代全球化及其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意义。全球化的发展是一个充满曲折和冲突的过程，它一开始就包含着深刻的内在矛盾。随着全球性问题与危机的出现，全球化遭遇到了普遍质疑。马克思对世界历史发展过程及其矛盾的分析表明，超越和解决全球化发展中的冲突与危机，并不能简单地否定和解构全球化，而是需要通过对深藏于全球化内部的资本逻辑的分析和批判，发现从根本上解决全球化的冲突与危机的现实方案，即诉诸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实践，使支配全球化发展的内在动力由盲目的资本逻辑力量转变为人类自觉控制的有利于人类发展的力量。这启示我们，必须善于运用矛盾的观点来看待资本逻辑所支配的全球化，正视其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矛盾与冲突，反对任何浪漫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态度；必须注意全球化的发展方向，进行合理制度安排，尤其要重视社会主义对于资本逻辑所具有的导控作用，用真正符合和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各种原则来对待和处理全球化发展中的各种冲突与障碍，从而保证全球化健康有序地推进。

　　第三，马克思对现代性的主体性悖论与全球化关系的分析，对于利用资本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着极为深刻的警示和启发意义。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与人的命运密切相关。资本为了自身的增殖，必然要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因此，普遍利用人的一切属性，培养“具有高度文明的人”，也是资本的内在要求。但是，资本的本性决定了它不可能真正造就出“具有高度文明的人”、全面发展的人。资本在使人摆脱发展的自然局限性的同时，却又造成了人的发展的社会局限性。人在资本的支配下，并不能作为“自由个性”而存在，而只能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个体独立性形式加以表现。而要变革这种颠倒状态，就必须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新的自由人联合体。但是，建立新的自由人联合体，又必须充分利用资本主体性命令来推进全球化。全球化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保障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此，我们在充分利用资本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时，必须把人的发展这一价值指向放在首位，以便始终保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本文系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点项目（11SKB2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