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候选人恩里克·培尼亚·涅托宣布在总统大选中获胜，其背后是历经浮沉后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反思失利原因、蛰伏12年后的东山再起。造就长达半个多世纪经济高速发展的“墨西哥奇迹”、连续执政71年……通过梳理和分析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思想和政策的演变，不仅有助于理解革命制度党在墨西哥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而且有助于探究革命制度党当下的政治处境和2018年大选面临的挑战。

　　兴起：民族革命思想的确立

　　与职团体系的建立

　　革命制度党诞生于1929年，由普鲁塔尔科·埃利亚斯·卡列斯总统（1924—1928年在任）创立，旨在整合分裂的地方势力，维护政治稳定。墨西哥革命产生了一种民族理想的共同意识和国家认同，作为墨西哥革命的捍卫者和国家的创建者，民族主义和革命意识形态为革命制度党的执政正当性提供了充足的资源。革命制度党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不断地发送出革命制度党是革命继承者和民族利益代言人的信息，获得和强化了群众的认同。这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形成起到了凝聚和安定民心的作用，使得革命制度党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更具权威性和有效性。

　　在这种民族革命思想的指导下，拉萨罗·卡德纳斯总统（1934—1940年在任）通过广泛的群众基础，建立起了职团体系，完成了政党基础从精英向大众的转变。卡德纳斯的职团体系由四个部分组成：人民部、工人部、农民部和军人部。人民部和军人部通过提供向上流动的机会，吸纳了过去曾经领导过叛乱的中产阶级和军人，工人部和农民部则通过允诺实现工会权利和土地改革的要求，将工人和农民纳入政治体系。1946年，曼努埃尔·阿维拉·卡马乔总统（1940—1946年在任）对原有职团体系进行了调整，废除了军人部，将其成员转移到了人民部，进一步消除了潜在的军事独裁威胁。

　　20世纪80年代之前，在革命制度党的统治下，墨西哥政治系统始终保持稳定。职团体系通过向个人和群体提供服务以换取选票，削弱了社会上组织政治联盟的企图，为墨西哥和平和高速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但是，作为一种庇护体系，职团体系往往利用选举舞弊、腐败、贿赂和压制来维持对个人和群体的控制。

　　衰落：技术官僚的崛起

　　与党内分歧的产生

　　20世纪80年代，以金融危机爆发为导火索，国内民众对革命制度党的贪腐现象严重不满，民众对政治改革的诉求显著上升。此外，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也给墨西哥社会带来政治改革压力。米格尔·德拉马德里总统（1982—1988年在任）执政后，试图打破革命制度党腐朽陈旧的形象，恢复公共信用，因此启用了很多受过良好西方教育的技术官僚，这为党内的民主化改革创造了思想条件。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革命制度党逐渐淡化了革命民族主义的指导思想，奉行新自由主义，开始了从上至下的政治经济改革。新兴技术官僚的崛起引发了革命制度党内坚持传统的政治家的强烈不满，导致一些重要领导人辞职，另创左翼政党与政府相抗衡。

　　卡洛斯·萨利纳斯总统（1988—1994年在任）上台后推行了以下改革措施：实行市场化改革，出售国有企业；参加美国和加拿大的自由贸易协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任用技术官僚治国，淡化职团主义体系所建立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庇护关系；进行一系列选举制度改革，取消对反对党的竞选限制，使得墨西哥的反对党能够当选为参议员。

　　选举制度改革与经济政策的失当共同加速了革命制度党统治的结束。左派和右派的反对党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占据革命制度党在地方、州以及全国层面的公职，打破了革命制度党的长期垄断，最终革命制度党在2000年的大选中落败。

　　复兴：意识形态的重塑

　　与结构性改革的困境

　　2000年大选失败后的革命制度党再度转型，从新自由主义回归革命民族主义的指导思想，强调革命制度党是“民族主义的、民主的、民众的政党”。然而，这一调整不仅遭到了党内部分人士的抵制，也导致了2006年选举的失败。面对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带来的社会格局的利益多元化，革命制度党深知已经无法回到最初的革命意识形态。2008年，革命制度党再次调整其指导思想，从革命民族主义转变为社会民主主义。在新的指导思想下，革命制度党吸取经验教训，淡化自身的“精英色彩”，寻求社会中下层的影响力，引入初选机制，提升了党内权力竞争的公平性，并在涅托（2012—2018年在任）的带领下东山再起，重掌政权。

　　涅托总统6年的任期行将结束，留下了富有争议的政治遗产。赞扬者认为，涅托在上任的短时间内就成功地打破了墨西哥的政治僵局，开始了20年来最重要的整体发展模式的结构性改革。涅托的结构性改革主要针对国有经济部门，通过引入私人经济要素和竞争体系来为许多经济薄弱环节注入活力。涅托成功地赢得了两大反对党的支持，签署了“墨西哥协议”（2013），联手推动了能源领域市场化，重构了教育系统，推进了银行法现代化，推动了电信和财政税收领域的改革。

　　批评者则认为，涅托改革未能解决墨西哥经济结构的依附性、利益集团的固化、政治的碎片化和社会安全的恶化等问题，其税收制度改革会阻碍商业投资。此外，大量的腐败丑闻、持续的黑帮暴力、对学生集体失踪事件的不当处理、邀请特朗普访问墨西哥以及经济疲软，耗尽了涅托政府所赢得的信赖和好感。目前，涅托总统仍然面临着他任期中最差的支持率。

　　2018年大选：革命制度党的

　　竞选策略与挑战

　　涅托的任期将在2018年12月结束，贪腐丑闻、犯罪率上升以及经济疲软持续性地破坏了墨西哥民众对革命制度党的信任。考虑到革命制度党目前不受欢迎的形象，涅托选择了并非革命制度党出身并且同时在涅托和卡尔德龙政府（2006—2012年）担任过财政部长的何塞·安东尼奥·梅亚德，以淡化候选人的派系色彩。

　　49岁的梅亚德是墨西哥国际经济和公共金融领域的专家。作为一名拥有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的技术官僚，他拥有丰厚的政治履历，曾经担任过能源部长、财政部长、社会发展部长和外交部长四个内阁职位。为了获得选民信任和赢得选举胜利，梅亚德提出了更加严厉的反腐败法案，重点打击洗钱、逃税和滥用职权等行为，对贪腐官员实施更严厉的判决。在毒品问题上，梅亚德则提出重点打击毒品卡特尔的资金支持，从源头上切断毒品的金钱资助。在经济发展方面，梅亚德试图在三方面做文章：结构改革、公共政策革新和基础设施投资。梅亚德评价涅托政府推行的结构改革是墨西哥近几十年来最重要的转型，他将继续推进，保持结构改革的完整性。梅亚德称新的公共政策将保障所有家庭均拥有基本服务，推动社会安全稳定，维护经济生产和发展的稳定性以及信心。此外，为了获得普通群众的支持，梅亚德主张保障贫困地区和边缘化人群的生产生活条件供给，积极支持经济特区建设，并承诺为特区提供额外政策支持以提高生产效率和当地人民生活水平。

　　墨西哥政治分析家何塞·克雷斯波认为，自1994年总统选举起，一直是民调排名前两名的候选人获胜可能性较大，但今年选情相对胶着，变数较大，关注点将扩大至前三名。就目前而言，梅亚德的选情并不乐观，面对诸多挑战。在反腐政策上，他需要找到一个微妙的平衡，既要通过承诺解决贪腐问题来说服未决选民，又要不疏远他需要赢得的革命制度党的支持基础。在经济和社会问题上，他虽然担任了内阁职位，但是似乎没有作出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政绩。相反，在工资待遇停滞不前以及腐败问题不断上升的情况下，梅亚德的政治履历有可能产生负面效果。在个人魅力上，虽然梅亚德有着亲民和低调的普通大众形象，但他轻声细语的讲话方式和技术专家的政治履历无法激发选民的兴趣。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