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中国音乐理论的话语权的探讨与思考，是在国际学术语境中接受、学习和反思西学的基础上展开的。因此，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的探讨就是立足于中国语境、知识体系、理论思考的言说。本文是以音乐人类学在中国的建设与发展所获得的“中国经验”为基础而展开的相关思考。

　　“中国经验”的界定

　　笔者在《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与经验反思及其发展设想》中对音乐人类学在中国发展过程进行梳理的同时，首次提出了音乐人类学的“中国经验”这一概念。之后，陆续有不少音乐学者在论及相关问题时也采用了“中国经验”的提法。为促进研究的深入，加强学术的共识，有必要在音乐研究中，尤其是在音乐人类学范畴内的探索，对“中国经验”概念进行学理上的界定。“中国经验”需要进行以下一些学理性思考。

　　一是学科意义上的“中国经验”。音乐人类学（或称民族音乐学）是Ethnomusicology这个西来学科的译名，当这个英语术语进入中国之后，必然涉及中文学术语境的理解和认知的问题。因此，“中国经验”也必将思考中国语境中的Ethnomusicology的学术称谓的翻译与理解，以及学科概念的重新建构。虽然似乎只是译名问题，但其涉及与中国既有的丰富而深厚的音乐学术传统，即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在研究对象、方法的交集与重叠，以及差异性关系。因此，译名对于在中国语境中的学科认知的重构具有重要的“中国经验”的意义。

　　二是研究视角、领域和范畴的“中国经验”。一方面，尽管音乐人类学作为一个舶来学科，其在中国语境中所服务的主要对象无疑是“家门口的研究”。然而，作为研究视角并非必须局限于中国本土，中国学者的海外研究，例如罗艺峰的马来音乐文化研究、汤亚汀的欧洲犹太音乐研究，以及笔者的《街头音乐：美国社会和文化的一个缩影》等都是中国学者域外研究的“中国经验”的成果。另一方面，近年来中国音乐学术发展中，明显呈现出“历史意识”上升的学理建构，研究朝着历史材料、历史维度，更重要的是历史意识的方向探索，诸如仪式音乐田野开始重视历史材料的参照，特别是传统音乐研究中，与历史“接通”的思维越来越得到学界的认同。再者，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城市音乐各类事项也得到空前的发展，“中国经验”的城市音乐研究已经可以不谦虚地说，不仅与国际学界同步，甚至走在了前列。与西方“后殖民意识”的“他者”学术立场不同，“中国经验”的城市音乐研究立足于笔者提出的“近我经验”和“近我反思”的学理方式与实践体现了“中国经验”的价值和意义。

　　三是研究范式的“中国经验”。学术研究发展的推动力来自于研究范式的新尝试，通过改变或突破来倡导新的维度和纬度的探索。音乐人类学的“中国经验”研究范式体现在音乐人类学的史学化视角与音乐史学研究的人类学化思考。已经有很多范例反映了这样一种学术趋势，它不仅拆离了以往学界学科的藩篱，学科交叉的相互学习和借鉴拓宽了学术的视野，而且更是推进学术研究往纵深发展，增加了维度，也就帮助我们走向了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