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朝鲜半岛对中国文学的译介和研究由于文化语境的改变而日渐式微，但还是有一些儒学渊源深厚、文学意识敏感的朝鲜学人时刻关注中国文学运动和变革的一举一动，尽管这种关注不得不借助于间接和迂回的方式。

　　梁建植（1889—1944）就是典型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中国留学期间就曾关注五四新文学运动，回国后发表《以胡适为中心的中国文学革命》《中国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等大量五四新文学运动相关的评论文章，同时翻译介绍了胡适的《谈新诗》《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等作品，并出版《中国短篇小说集》。

　　梁建植于1920年11月至1921年2月在近代文学期刊《开辟》第5—8期上连载了《以胡适为中心的中国文学革命》一文，是近代朝鲜半岛首次对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学革命进行评论的文章，也首次将胡适介绍到了朝鲜半岛。文章详细论述了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同时也介绍和概括了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罗家伦和欧阳予倩等人的文学思想。梁建植对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文学历史进化论，表示了极大的赞赏和认同。

　　但是，这篇在中国与朝鲜半岛现代文学交流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评论文章，却并非梁建植原创，而是翻译自日本青木正儿的文章《以胡适为中心旋涡的文学革命》。青木正儿的这篇评论是除《朝日新闻》的短篇报道之外，较早详细介绍和分析五四文学革命的文章。此外，梁建植1922年5月发表在《开辟》23号上的《吴虞氏的儒教破坏论》也是翻译改编自日本刊物的同名文章。1922年8月22日至9月4日在《东亚日报》连载的《中国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一文，则是翻译自1922年7月号的《日本及日本人》上刊载的文章。

　　1921年，梁建植曾与胡适有过书信往来，其在写给胡适的信中首先表达了对胡适的敬仰之情，并希望胡适能够提出“可以警醒我朝鲜青年之高论”，信末，梁建植表示想要拜读《尝试集》和胡适作序的《新式标点水浒传》，并请求告知购买途径。但信中所提到的《尝试集》和《新式标点水浒传》的相关信息应该也是通过日本学界获得。因为青木正儿在《以胡适为中心旋涡的文学革命》就提到《尝试集》且日本刊物曾刊登过胡适作序的《新式标点水浒传》的相关介绍。梁建植在翻译青木正儿的文章时，也必然看到了这些中国文学的相关信息。这说明，直到1920年代初，“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仍然是处于日据时代的朝鲜半岛关注和研究中国新文学革命的重要路径。

　　发端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引起巨大波澜，也吸引了世界范围内关注的目光。但对于当时朝鲜半岛的知识分子来说，缺乏接触中国新文学的直接路径，因此只能借力于日本，以了解中国的文学发展状况。换言之，梁建植在近代殖民地语境中，保持了对中国文学的关注，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他对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译介和研究不得不借助于日本学界，采用迂回和间接的方式来关注中国新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