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传统货币政策有效性不断下降，“新共识”货币政策框架遭到了主流宏观经济学界的批判和反思。在危机影响下，主要发达经济体面临财政政策短期见效慢、常规货币政策的零利率下限刚性、宏观审慎框架对债务上限的制约三重约束。因此，各国央行普遍采用了各类非常规货币政策，具体而言就是通过加强流动性支持和大规模资产购买等来应对金融市场功能失调，目的是在短期内维持金融稳定并在中长期恢复实体经济增长，其中结构性货币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结构性货币政策演进与危机后货币政策理论新发展密切相关，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货币政策的理论内涵和逻辑框架。

　　“新共识”货币政策框架

　　与结构性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西方经济的“大缓和”时期，在此期间，以美国为首的主要发达经济体呈现出“低通胀、高增长”的良好态势，经历了一个近20年的繁荣周期。经济的持续向好加速了宏观经济理论的融合发展，新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相互批判、接纳和促进，形成了宏观经济学的“新共识”。“新共识”货币政策理论框架的核心是以泰勒规则为代表的通货膨胀目标制，通过基准利率的单一工具来实现抑制通货膨胀的单一目标，利率在货币政策操作框架中发挥关键作用。其传导机制为，央行通过调节短期利率影响金融市场的利率水平，进而传导至中长期利率，再影响到资产价格、信贷和汇率等，最终体现到实体经济总需求层面。

　　在此框架下，一方面央行对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过度关注导致对中介目标的关注度减弱；另一方面财政政策的功能被弱化，地位大幅下降。因此，货币政策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总量性意义进一步被强化，而经济体系中各种结构性的问题，特别是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和传导机制的问题无形中被掩盖。

　　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对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系造成了极大破坏，也对“新共识”货币政策理论框架形成了严重冲击。“单一目标—单一工具”的操作框架无法有效应对危机后金融体系的风险和经济结构的转变，金融稳定的目标被重新发现并成为重要的政策依据。学界普遍认为，正是传统货币政策理论对于金融中介和金融摩擦等结构性因素的忽视，才导致了危机的发生和传统货币政策的失效。因此，货币政策面临如何将金融摩擦纳入基准模型、如何重新理解财政政策和债务政策的作用，以及如何开展有效的金融监管等一系列新的挑战。而传统的总量性货币政策在应对新的挑战和问题方面尤显乏力，这就从理论上为央行实施结构性货币政策提供了基础。

　　对于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定义，学界尚未达成共识。传统理论一般认为，财政政策由于作用于某个部门或行业，具有结构性的效应；而货币政策通过对价格型和数量型工具的调节作用于整体宏观经济，因此属于总量性政策，不具有结构性的特征。但也有学者认为仅从传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区别来定义结构性货币政策是不完整的，如果考虑到货币政策的操作工具、传导机制和实施对象等微观层面，则传统的货币政策从逻辑上也将产生结构效应。例如，由于不同微观主体对信贷的需求程度不同，货币政策影响是非对称性的，因此任何货币政策都具有结构性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