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交织中国音乐史重彩篇章

　　唐代乐舞的多姿多彩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但遗憾的是今天我们听不到唐代及此前的音乐与声响，这些音乐被定格在历史文献的记载、大量佛教洞窟的壁画、浮雕、砖画以及考古文物之中。中国古代音乐史被戏称为一部“哑巴”音乐史，这是因为大量的古代乐器如琵琶、横笛以及一些乐鼓等，虽然今天仍然还在使用，但是由于乐器形制、演奏方式、审美趣味都发生了巨大变迁，一千多年前的声响已经远离今人的耳畔。然而，当下诸多以“丝路”、“敦煌”、“汉唐乐府”等命名的所谓复古乐舞商业演出，却大多似是而非，无历史感、旅游化倾向严重。

　　可喜的是，近年来我国专业创作队伍中出现了一批尊重历史研究的全新艺术创作。如谭盾的丝绸之路音乐创作在孜孜寻求中国古谱的真谛，力图还原其历史气息。叶国辉的交响乐《唐朝传来的音乐》则试图从唐乐《酒胡子》中再生古乐的生命。在明天召开的“丝绸之路音乐学院院长论坛”上，13所国内外音乐学院代表将相聚上海共话丝路音乐未来。我们期待基于严谨的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能让我们循着历史的脚步，去感受并聆听来自古老的音乐与声响的呼唤。

　　中国音乐史从其音乐发展的演进历程来看，可分为中国固有的音乐时期（远古、夏商至秦汉）;多元音乐融合时期（汉唐）;民族文化绽放时期（宋至明清）;世界音乐发展时期（明末清初至当代）四个阶段。其中第二个阶段由于张骞的西征，开凿了丝绸之路并引进了外来文化，从而奠定了我国民族音乐文化的根基。目前我们仍然在使用的琵琶、横笛，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箜篌、胡笳、角以及大量的乐鼓，如腰鼓、羯鼓、毛员鼓、都昙鼓、鸡娄鼓、答腊鼓等等，都是这一时期传入中国的外来乐器，它们与我国固有的乐器琴、筝、瑟、箫、笙、笛、篪等相融合，构成了丰富多彩的音响世界，成就了中国古代文化中绚丽多姿的一章。

　　丝绸之路即公元前2世纪为了丝绸、陶器等物品的输出而建立起来的一条以河西走廊为核心的贸易通道。由此，印度、波斯等外来文化通过佛教这一载体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除以上所及的这些乐器，隋代龟兹人苏祇婆传授于中原的音乐理论———五旦七调引发出隋唐燕乐二十八调及雅乐八十四调理论，并成为中国古代乐理的核心内容。我国周代的散乐这一时期也受到印度系的百戏影响，逐渐形成中国的表演体系。隋唐时期，柘枝舞、胡旋舞、春莺啭等风靡一时。胡乐舞在中国从南北朝以来，仅仅几十年中在民间便由逐渐喜爱达到了疯狂迷恋的程度。《隋书》卷14音乐中载:“然吹笛、弹琵琶、五弦及歌舞之伎，自文襄以来皆所爱好。自河清以后，传习尤盛……”这一条记事叙述了文襄帝（六世纪初）以来西域胡乐器逐渐被人接受，而至河清（六世纪中下叶）年间的几十年后便“传习尤盛”。胡乐的这种盛况对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晋人成公绥作有《琵琶赋》、白居易赋有《琵琶行》、曹植、王昌龄等留下了《箜篌引》等，而唐代著名诗人李颀所作的《听安万善吹筚篥歌》一诗却道出了一段胡人进入中原的生动故事。唐开元年间，来自安国的乐人安万善是一个吹筚篥能手，在京城小有名气。在一个除夕之夜李颀等一行正饮酒欢聚，只听见远处传来幽怨凄凉的筚篥之声，诗人深为其所动，于是疾笔写下了:“南山截竹为筚篥，此乐本自龟兹出。流传汉地曲转奇，凉州胡人为我吹”的诗句。胡乐器、胡乐人对中原的影响是深刻而广泛的。敦煌112窟壁画中所描述的反弹琵琶几乎是胡乐舞入中原的一个典型符号，婀娜曼妙的舞女手持琵琶反弹起舞，其灵动鲜活的舞姿向我们展示的琵琶不仅仅是一件乐器，其声音的联想丰富而凸显了舞者的节奏感，是一个绝佳的舞具，也让观众产生无限的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