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气候变化以及国际社会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原本沉寂的南北极日益引起关注。1983年我国正式加入《南极条约》，第二年即开始组织极地考察活动，至今已有30年历程。目前我国极地考察和研究的现状如何？中国在南北极地区拥有哪些利益？围绕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30年来，我国已成功地组织了30次南极科学考察、五次以“雪龙”号为平台的北冰洋地区综合考察，形成了“一船五站”的南北极地科学考察基础平台，取得了一系列令世人瞩目的科学研究成果。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丁煌表示，南极科学考察对维护和增进各国在南极的合法权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在中国极地事业发展中，‘南北极环境综合考察与评估’专项的设立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极地咨询工作委员会名誉主任张登义在《极地国家政策研究报告（2012—2013）》（以下简称《报告》）中提到，该专项既是我国极地事业发展新的里程碑，也是维护国家极地权益的重要举措，更是当前推动我国极地事业发展的主要抓手。

　　丁煌认为，世界各国对南北极的关注乃至争夺本质上是基于“资源”的“利益之争”。在他看来，“资源”不应仅局限在自然资源或经济资源的范畴，在极地国家政策分析的语境下，它还应当包括获取参与极地事务全球治理的机会、获得极地事务的话语权等无形资源。

　　《报告》提出，中国当前在北极地区的政治利益主要表现为在北极多边合作治理中的参与权和话语权。北极科学研究关系到全球变化和人类生存与未来发展，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和“近北极”国家，中国在北极地区存在很大的科研空间：不仅可以共享国际社会的研究成果，更可以在北极地区展开科学研究，解决空间物理、空间环境探测等众多学科的难题，带动相关技术发展和高科技应用。

　　“过去在社科领域，极地研究更多涉及国际法、国际政治，但对一个国家来说，极地问题更是对外政策问题。”丁煌告诉记者，他在课题研究中，试图将现代公共政策的理论和方法引入极地国家政策和战略方面的研究。

　　全面准确地理解中国在极地的国家利益及其表现，是制定科学的极地政策的前提和基础。“面对国际上极地领域的变化趋势，很多国家已经纷纷制定或出台了他们的战略，因此从长远出发，我国必须制定国家极地战略。”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主任曲探宙说。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吴楠 王广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