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李泽厚先生曾相继发出“该中国哲学登场了”和“中国哲学如何登场”的呼吁与发问。近年来,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社会共识,儒学也迎来了自身进一步发展的历史机遇。但是,儒学具有多重身份,是一个含义宽泛的概念,儒家哲学的再一次登场,究竟应该秉持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或身份呢?

　　儒学曾以两种方式或两种身份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笼罩的地位和与其他学说平等的地位

　　冯友兰先生曾将整个中国古代哲学史划分为“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这一划分是以儒学的历史为基本参照的。儒学的历史告诉我们,儒学曾以两种方式或两种身份出现在中国哲学史上:作为“子”的儒学,我们可以称之为“子儒”；作为“经”的儒学,我们可以称之为“经儒”。这里的“经”与“子”反映的是两种不同的生态环境:“经”表示一个角色处于垂直的笼罩地位,其他角色则处于从属的被支配地位；“子”则表示各个角色处于并列的平等地位,各个角色可以互相竞争,彼此取补。

　　“子儒”是子学时代的儒学。在那个时期,儒学与诸子百家之学处于一种平等的地位。“子儒”的代表性人物是孔子、孟子与荀子三子。“子儒”的思想取向,可以用子贡的一句话来概括:“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子贡在此说了孔子思想的三个方面:文章、性和天道。孔子思想的三个方面其实表达了先秦“子儒”的三种理论取向:“文章”即外在的礼乐教化,“性”即内在的道德仁性,“天道”即儒学的宗教性。这三种面向后来深化发展为先秦儒学的三个派别:重“礼”的外向派、重“仁”的内向派和重“天道”的天道派。这三个派别各自的集大成者分别是荀子、孟子与《中庸》《易传》。

　　“子儒”的三个思想取向可以自成一套学问。首先,礼乐教化的取向可以再细分为两途:一是礼乐教化之实施,即儒学在言行举止、社会生活、政治设计等方面的呈现；二是礼乐教化所据之教材,也就是“六艺”或“六经”。顺着前者可以发展出儒家的“政治哲学”,但这种政治哲学只是“关于政治的哲学”,重点在哲学而非政治；顺着后者可以发展出儒家的“古典学”,即围绕儒家几部经典所进行的训诂、诠释、考证等学术研究。

　　其次,道德仁性的取向即儒学关于道德心性、道德实践方面的学说。儒学如果能在这一方面强探力索,进行系统的哲学论证,可以发展出一种具有儒家特色的、纯粹理论性的道德哲学。

　　最后,天道思想是儒家的终极关怀,是儒家的形上学。这种形上学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一是哲学性的终极关怀,即在哲学论证过程中必然会推导出一个无条件者；二是宗教性的终极关怀,即对这种无条件者给予一种态度,相信它真实存在,并能够对现实人生的精神生活予以影响；三是道德实践性的终极关怀,即无论是通过哲学论证还是通过宗教认定,所获得的终极的无条件者能给人一种信心与信念。比如孔子说“天生德于予”即属这种信心与信念。第一种理解属于一般的思维活动,第二种理解属于宗教信仰,第三种理解属于道德实践。

　　除了以上三种理论面向,先秦“子儒”还有一个最为明显,也可以说是传统儒学最大的思想性格,即强烈的政治关怀或政治诉求。孔子周游列国,“干七十余君无所遇”,但乐此不疲。孔子门人亦多求干禄、为政。孟子、荀子也曾游说于诸侯之国,宣传其政治主张,并寻找现实的政治力量。这些都可以说是先秦“子儒”强烈政治诉求性格的必然外显,而且这种思想性格可以说是“子儒”精神之结穴,“子儒”的一切旨趣几乎都要归结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