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多层次教育机会可加强身份认同“市民化身份认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最根本的是要从制度上消除包括子女教育、就业、生活保障等各方面障碍,使流动人口能够享受到基本公共服务,逐步成为当地人。尤其是幼儿园教育,现在流动人口子女的入园率、入托率在流动人口比较集中的大城市缺口很大。任远认为,加快流动人口的教育和培训,可使流动人口成为产业工人,这对发挥流动人口作用,推动产业结构转型、经济增长转变非常关键。因此,为流动人口提供职业教育机会应成为流动人口教育的核心之一。马小红提出,户籍制度改革也面临着城市调控的难题,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问题,应在信息整合、细化服务、融合为先、合作治理或风险共担方面下功夫。
关键词:流动人口;户籍;制度改革;身份;认同;市民;教育;段成荣;需要;马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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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只是打工赚钱的地方,我们不属于这里,等老了,还是回老家。”一位卖鸡蛋灌饼的大妈说。
“我在这儿工作五年了,可没有北京户口,觉得在这个城市没有归属感。”在外企工作的小刘感慨到。
“我有北京户口,但仍不觉得自己是北京人。”一位大学青年教师这样告诉记者。
记者采访的这几名不同职业、不同境遇的在京人员是当前大规模人口流动中的一个缩影,这些流动人口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人力资源支持,也为城市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流动人口对流入地都有强烈的融入意愿,他们十分需要身份认同,但社会现实却有种种障碍。事实上,入迁人口能否在居住地实现社会融入成为流动人口诸多问题中的一个重点。
市民化不等于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是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心理本地化的重要阶段,是流动人口在城市中获得社会融合的表现。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任远表示,身份认同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它需要以制度化的市民化为基础,在生活方式和社会心理上,实现城市流动人口与当地居民融洽相处。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段成荣表示,身份认同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市民是否把外来者当成自己人。旧观念中一直把流动人口当作“外来人口”,称谓上即有明确的区分。近几年,有些城市已开始有所改变,如苏州把流动人口称为“新苏州人”。二是流动人口本身有不同层次,很难完全享受到流入地的市民待遇。因此,他们虽长期在流入地生活,但却难以认同自己是当地人。
任远认为,通过户籍制度的改革,可以使流动人口的社会权利得到维护,使之市民化,但市民化并不一定完全是身份认同。
浙江师范大学农村研究中心教授鲁可荣告诉记者,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入地很难实现社会融入,日趋成为游走于城市与农村的“边缘人”,这对发达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也加剧了社会管理的难度。
多层次教育机会可加强身份认同
“市民化身份认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最根本的是要从制度上消除包括子女教育、就业、生活保障等各方面障碍,使流动人口能够享受到基本公共服务,逐步成为当地人。此外,从文化建设上,也需要更好地培养人们的包容接纳精神。”段成荣总结道。
“近十年来,我国在流动人口教育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任远说,随着流动人口数量的急剧增加,加快为流动人口提供更多教育机会的要求也显得更为迫切。解决这一需求不仅能够帮助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向上性流动,还能推动流动人口适应城市未来产业结构的变化。段成荣表示,义务教育阶段接收流动人口的公办学校存在地域不平衡问题,这些学校主要集中在中小城市,而特大城市、一线城市比率还较低。尤其是幼儿园教育,现在流动人口子女的入园率、入托率在流动人口比较集中的大城市缺口很大。
任远认为,加快流动人口的教育和培训,可使流动人口成为产业工人,这对发挥流动人口作用,推动产业结构转型、经济增长转变非常关键。因此,为流动人口提供职业教育机会应成为流动人口教育的核心之一。
重估移民价值 打破户籍障碍
北京市人口研究所副所长马小红认为,流动人口身份认同最大的障碍是户籍制度。任远表示,需要重新认识移民对城市的作用,只有树立这一观念,才能形成社会共识,推动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民工对户籍制度改革需求与政府提供的制度供给是不匹配的,这可能会影响户籍改革的成效,因此需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段成荣提到。任远表示,目前流动人口的迅速增加与户籍制度改革相对滞后的矛盾,阻碍了城镇化的过程。诚然,户籍制度并不是影响城镇化的唯一因素,但是关键因素。当前应以户籍制度改革为杠杆来推动城乡结构调整,实现新型城镇化。
马小红提出,户籍制度改革也面临着城市调控的难题,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问题,应在信息整合、细化服务、融合为先、合作治理或风险共担方面下功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