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他在2014年6月16日《文汇报》读到一篇文字，内容是报道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上海文史馆、复旦大学中文系共同召开的纪念范祥雍先生的一个座谈会。会上有几位学者的发言，其中提到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的《大唐西域记校注》。发言中讲，《大唐西域记校注》的“校勘部分是他（范祥雍）独自一人完成的，最后出版没有他的署名，因署名者职位高名气大，而他连正式的工作都没有。此书得到了不少荣誉奖项，直到他去世后十几年，……出版他的古籍整理汇刊，才恢复了他校勘此书的应有名分”。稍微了解《大唐西域记校注》一书的人都知道，这里提到的“职位高名气大”的“署名者”，不是别人，是北京大学已故的季羡林先生。朋友问我：情况真是这样的吗？这篇见报的文字，实际上是在不点名地指责季羡林先生攘窃他人成果。季羡林先生真做了这样的事吗？同样的问题，此后又有不止一位朋友来问我。

　　季羡林先生已于2009年7月去世，当年参加编撰《大唐西域记校注》的人，大半也已经去世。我是目前还在的三位——其他两位是张广达和谢方——之一。事涉季先生的名誉，也涉及到整个事实的真相，我不能不说几句话，澄清相关的一些事实。

　　首先第一点，《大唐西域记校注》是一部集体著作。这一点，从来没有人——包括所有的参与者——有过不同的说法。《大唐西域记校注》的编撰工作，从上个世纪60年代前期，即“文革”以前，由北京大学的向达教授提出设想和计划，中间因“文革”而有十多年的中断，到70年代后期，即“文革”结束以后真正启动，直到80年代中期最后完成，整个过程，前后延续20余年。有关的一些细节，责任编辑谢方先生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二十六年间——记的出版兼怀向达先生》，发表在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的《书品》第1期。再后我也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西域研究的力作——季羡林先生与》，发表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十二卷。谢先生和我的文章，都从不同角度对书编撰的整体情况做了说明。我们的文章提到了所有参与者的名字，其中包括范祥雍先生。

　　第二点，署名问题。《大唐西域记校注》1985年首次出版发行，其后多次重印，分别是1990年，1995年，2000年。从首次出版，到后来修订重印，书中都有一篇季羡林先生专门撰写的《说明》，对书的编撰情况做了详细的交代。《说明》的第一句话是：“对《大唐西域记》进行校勘和注释，是一项十分繁重的工作。这一工作最初在一九七七年底由中华书局编辑部向我提出，后来又组织了十位同志参加，最后由我总其成。”然后季先生介绍了整个工作。工作“分为三个阶段：一、准备工作；二、撰写初稿；三、修改定稿”。涉及到范祥雍先生的一句话是，“全书的校勘工作由范祥雍负责，具体的校勘说明另见本书的《校勘例言》”。然后再是对每一位参与注释的人承担的具体任务的详细说明，同时说了，“最后，注释由我复阅定稿。作为一个集体，我们经常交换意见，互相合作。整个阶段大约经过两年多时间”。至于最后的修改定稿，也耗时不少。“修改定稿的工作又花了两年多。”我不知道，对于《大唐西域记校注》的编撰情况，怎么讲还能比这些文字讲得更清楚？《说明》中提到了所有参与者，包括范祥雍先生的名字，这不就等于都署名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