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漠深处，鲜花盛开。在敦煌的春天里，我们见到了江南女子樊锦诗。 李天扬　摄

　　“敦煌女儿” 上月退休

　　“你们不要写我，多写写敦煌。我已经退了。”一落座，樊锦诗就这么说。这位77岁的上海人，被誉为“敦煌的女儿”，也是上海的骄傲。上个月，她正式卸下敦煌研究院院长的重担，担任名誉院长。

　　樊锦诗的上任和卸任，都很特别。60岁，她从段文杰先生手里接过院长重任，这一干就是17年。77岁退休，也很特别。这样一份特别，因为是敦煌，也因为是樊锦诗。

　　说起退休，樊锦诗显得十分平静。“这是我一再提出来的，其实几个月前就定了，只是上个月才正式宣布。像我这么大年纪，还在位子上的，大概没有了吧？”77岁了，是该享受天伦之乐了。大家都这么说。“那还没挨着！”樊锦诗却这么答。“挨不着，是因为还有欠下的事要做。”

　　《考古报告》 要编百卷

　　樊锦诗那“欠下的事”，是指《莫高窟考古报告》。樊锦诗毕业于北大考古系，她觉得，组织上把她分配到敦煌，就是让她干这事儿。可惜的是，自她参加工作以后，就一直运动不断，着手做这件事，已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

　　什么叫考古报告？樊锦诗打了个比方：就好像警察破案，要有照片、实物作为证据。考古报告就是把所有的考古遗迹全部记载下来，作为研究的依据。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上世纪50年代，郑振铎先生牵头编过“敦煌文物报告”，那其实只是一套图录。考古报告要复杂得多，除记录下壁画和塑像的美术信息外，还要研究塑像用的泥是什么成分，里面有没有添草，壁画的颜料用的是什么矿物，这就需要多学科的融入。这件工作真正展开，已迟至21世纪了。2006年，樊锦诗带着第一份“报告”，到北京向恩师宿白先生汇报，宿先生摇头说：“这个活儿不行。”于是，推倒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