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先生1979年起为本科生开设的“中国史学史”课程的讲义、教学大纲与考题，2004年为博士生开设的“中国史学导论”课程的讲义，已由朱门弟子整理完成，结集为《中国史学史讲义稿》出版。

　　“未来的史学工作者需要了解自己的学科史。”本着这样的信念，朱维铮先生自1979年起开始讲授“中国史学史”课程，其间不断修订讲稿；他生前致力主持复旦大学历史系集体项目“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甚至拟好了“观念史卷”的目录，可惜未能完成编撰。

　　“老兵不死，只是逐渐凋零”，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葛兆光教授引用麦克阿瑟将军的话，致敬逝世已三年的朱维铮先生。

　　今天，朱先生为本科生开设的中国史学史课程的讲义、2004年为博士生开设的“中国史学导论”课程的讲义，与那份分卷目录一起，已由朱门弟子整理完成，结集为《中国史学史讲义稿》出版。与当年的未竟事业同题的“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学术研讨会，也在近日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召开，门生与同道重又济济一堂。

　　“作为教材，而不是史料来出版”

　　据整理人之一廖梅博士介绍，中国史学史讲义稿多作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那时候朱先生上课时，500字绿格大稿纸讲义便铺在讲台上。1985年左右，讲义逐渐定型，此后朱先生不再另写讲稿。讲稿所附的8份中国史学史课程教学大纲，时间跨度从1979年直至1996年，其间大纲的面貌又有巨大改变。朱先生早年的安排是讲到五四运动前后为止，而自1994年以后拟的大纲里，又加上了1949年之后的内容，讲授中国的西化与苏化、“左翼社会科学”对史学的影响，可惜只存大纲，未见于讲稿。而最接近朱先生后来想法的，是书的最后一部分，2004年中国史学导论课的讲义。

　　这样的变动，好像让人看到了地质上的变余构造，一层又一层，一些观念、写法乃至语言在几十年里随着时代演进逐渐发生变化的痕迹清晰可辨。

　　“朱先生从来没有讳言过，他早年以历史学作为批判的武器，敢当意识形态的排头兵。但到晚年，则越是反对以史为镜。讲义里专门有一节就讲以史为镜如何行不得。”复旦大学史地所姚大力教授说，“他最喜欢引用的马克思的几段话之一：一个灰色的影子，怎能抗拒现实的生动和自由？每次提到这句话他总要补充，列宁在一旁批注道：非常聪明。他显然很喜欢列宁评语中的‘聪明’一词。所以他明确反对以史学来致用的同时，也喜欢说，历史使人聪明。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活在当下的历史学家，朱先生全部的史学研究活动，无不与他所经历过的那些时代的现实政治发生着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