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澳门学已经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在此情境下，澳门文学研究者应该做些什么，就成了我们必然面临的问题。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澳门学显然不仅是澳门历史研究，也不仅是澳门历史、政治、社会、经济研究的集合，它是关于澳门的全部学术的总和。澳门文化、澳门艺术，还有澳门文学，是澳门学学术构成中的题中应有之义。而澳门文学在澳门学的学术构成中，则是异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澳门文学拥有鲜明的文化特色，它有能力为汉语新文学和澳门学作出贡献

　　尽管澳门文学不像台湾文学、香港文学那样，出现一批杰出的文学家和足以在汉语新文学世界形成巨大影响的作品，但澳门文学在澳门学的语境中，是有价值的事实存在和审美存在。

　　相较于大陆以外的台港文学，澳门文学具有自身的优势和结构性特点，对于健全澳门学的学术范式有着不容置疑的作用和价值。澳门是中国乃至整个东方近代化发动较早的区域。16世纪，葡萄牙人进入澳门。随即，澳门成为西方宗教势力进入中国和东亚的通道，成为中华帝国被动向西方文化打开国门的前沿门户。葡萄牙打开澳门通道的主要历史意义在于宗教传播，他们的传教士在澳门受训，由澳门出发，进入日本等地，也进入中国的沿海和内陆，包括最冷僻的城市巷弄和最僻远的乡村民间，甚至进入清室宫廷这样的中华帝国核心部位。

　　因此，对澳门历史文化的解读，为中国的近代化和近代历史的解释提供了范式意义上的革命。一般认为，鸦片战争爆发之后西方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国门，这在一定程度上属于误解；没有西方宗教势力提前300年进入中国，将中国的国门一步步推开，鸦片的进入，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进入，也许就不会是这样的阵势与规模。因此，中国的近代化和中国文学的近代化，中国被动地向西方开放的近代史，在某种程度上应该从澳门说起。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记忆，澳门文学无论多简陋、粗糙，都将这样的历史以生动的形态记录下来，以丰满的精神状态得以保鲜。包括早期诗僧结社及其相应的创作，包括清代一些隐居澳门的官员感时忧世之作，澳门文学最早传达出近代化的强烈信息，为中国文学的现代进程注入了最初的活力与资源。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等思想巨著，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重要典籍，而得此思想之激励，郑观应的文学创作在白话化、通俗化方面已与黄遵宪、梁启超等并驾齐驱，他通过文学和诗歌宣传、鼓吹实业，则独步为近代文学的奇观。

　　中国文学的近代化和现代化从澳门发芽，这是澳门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结构意义

　　汉语新文学在澳门起步较晚，但也非乏善可陈。一些杰出的新文学家关注澳门，歌咏和描写澳门，给澳门文学提供了特殊的文学言说空间。闻一多的《七子之歌》以拜伦《哀希腊》式的调值唱出对澳门的歌哭，郁达夫的小说《过去》对澳门风物和故事的叙写，都是澳门文学值得珍视的精神和文本遗产。正像清初以及民初各路文人官僚往往选择澳门为避乱、隐居之地，由此产生了一定意义上的文学人才麇集现象，抗日战争期间的澳门同样有过这样的景象。20世纪70年代，相对于大陆和香港而言，澳门在总体上保持着它固有的缓慢步态。于是，相当数量的文学家通过各种渠道寻求在澳门发表作品、出版书籍的机会，在澳门造成了相对于中国大陆和香港文学界而言的“飞地”文学。澳门的汉语新诗还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较早地兴起了现代派诗歌的热潮，其中五月诗社的影响力至今仍在发酵。这一热潮一度对中国诗歌乃至汉语新诗起到一定的引领作用。澳门文学在整个汉语文学界有着独特性和相应的地位，它在澳门学学术框架内有其不可忽略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