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士子中乡试者可获举人功名，中会试并应殿试者可分别获一、二、三甲进士功名，二、三甲进士中馆选者可获庶吉士功名。上述功名皆可终生拥有，并享有相应的任官资格及待遇，由此形成了明代举人、进士、庶吉士三大科举功名群体。

　　举人群体是明代出现的规模最大的科举功名群体，总数有103000余人，宣德以后生存于世的举人大致经常在13000人左右；举人有连续应考会试的资格，最终考中进士者接近举人总数的24%。进士群体规模仅次于举人，总数为24586人，一、二、三甲进士分别为267人、6469人和17850人；明初生存于世的进士大致经常在2000人左右，成化以后则大致经常在3000人左右。庶吉士也是明代新出现的科举功名群体，等级仅次于一甲进士，永乐二年（1404）以后考选庶吉士至少1297名。

　　上述三大科举功名群体，实际上包含了举人、三甲进士、二甲进士、庶吉士和一甲进士中的探花、榜眼、状元等7个等级，自下至上呈金字塔状。这既是科举通过逐级考试择优选拔的结果，也是明代铨选须依制使每级科举功名与一定范围的官职大致对应的需要，反映了明代科举和任官制度空前的公平性。

　　由于录取名额有限，各科会试的落选者平均在91%以上，下第举人成绩最好者可被录为“副榜”，依例直接选任府、州、县儒学教官，这对保证遍及全国的儒学师资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但此类情况大致仅占会试考生的1/5；绝大部分下第举人则应依例入国子监，且经肄业和“历事”后，方可获得选官资格，一般选任“府佐及州、县正官”，并成为该类官员的主体，从而对地方吏治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明初选官不拘出身，举人多有升至六部卿贰者，个别还有入阁者；天顺以后，进士出身日受重视；嘉靖以后，则完全形成铨选“独重进士”的局面：进士“有铨郎、科、道之选，有部、院长贰之望；举人则入台署者百之一，以方面为极”（《明世宗实录》）。过分地讲究出身资格，成为明中后期吏治特别是地方吏治日趋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甲三名进士处于明代科举功名体系的最上层，故初选官职最为优越：状元直接授翰林修撰，榜眼、探花直接授翰林编修；仕途发展一般也很通显，最终入阁者达42人，占一甲进士总数的15.73%，占明代阁臣总数的26.09%。二、三甲进士则要依例经“观政”后，分授给事中、御史、主事、行人、中书舍人等京职，或选任府推官及州、县正官。永乐以后，进士成为明朝高级和重要官员的主要来源；嘉靖以后，则几乎成为唯一来源，对国家统治状况发挥着决定性影响。

　　明中后期，庶吉士成为翰林官最主要的来源和给事中、御史的重要来源。天顺元年（1457）后，有82位阁臣出身于庶吉士，占同期阁臣总数的59.42%，自然在辅助皇帝决策和推动国家机器运转中发挥着特殊重要的作用，对当时政治和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弘治以后著名阁臣丘濬、刘健、李东阳、杨廷和、梁储、李时、翟銮、严嵩、高拱、张居正、叶向高、方从哲等，以及正统后著名吏部尚书王直、王翱、尹旻、王恕、李默等，都是庶吉士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