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处在新的发展阶段,新的发展动能从何而来?关键是要让“老经济”焕发新活力:聚焦基础产业,进一步打破行政性垄断;助力优势企业,用好供给侧竞争机制;促进服务业增长,扩大开放;提升实体经济效率,加强与互联网技术融合。同时,也要用好创新前沿的成果,加快转变增长方式,激发创新带来的新动能。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在这一时期,如何激发发展新动能,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目前来看,我国经济新的增长动能,部分来自既有经济部门的效率提升;部分来自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新”、在发达国家属于“老”的产业,主要是服务业;还有部分来自创新前沿的成果。现实地看,大多数增长动能还是来自前两部分,或者说源于广义上的“老经济”。

　　如何使“老经济”释放出新动能,关键是要让“老经济”加上新体制、新机制、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做好这个“加法”,将是下一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内容。从这个角度看,释放新动能,大体上应着眼以下几个领域。

　　聚焦基础产业

　　进一步打破行政性垄断

　　制造业投资的成本一直受到市场关注。在社会生产运营成本结构中,能源、电信、运输、融资等成本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部分成本降不下来,与这些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行政性垄断直接相关。比如,在石油天然气行业中,除了“三桶油”,包括地方国有炼油企业在内的其他企业受到诸多限制,民营企业进入更为困难;发电企业竞价上网进展迟缓,输电价格不尽合理;我国有世界上最多的电信用户和最大的电信运营商,电信运营成本理应最低,但资费高的问题依然突出;铁路特别是高铁建设成就举世瞩目,但其运营和服务水平与其他竞争性运输行业相比仍有差距;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由来已久,银行上市公司利润占到全部上市公司利润的一半以上,中国金融业占GDP的比重甚至超过美国等金融业发达国家,表明银行和其他金融行业在市场开放、资源优化配置方面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

　　因此,可以在基础产业领域采取一系列实质性的改革举措,如石油天然气行业允许地方炼油企业和其他民营企业进入上下游,通过上海石油交易所打通国内国际原油和成品油市场;在发电、配电环节逐步形成竞争性市场,输电环节也可通过特许权或经营者竞标,在一定程度上引入潜在竞争者;在铁路系统开展网运分离等引入竞争的探索;组建一两个以民营资本为主的基础电信运营商,改进电信市场的竞争结构;在金融市场推动更多鼓励支撑实体经济、提高专业化服务水平的准入和竞争。

　　基础产业放宽准入,也是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战场。“混改”可以在两个层面上理解和展开,一是在国有企业股权结构中引入非国有投资者;二是在国企垄断的行业中引入非国有企业。前者可称之为“企业混改”,后者可称之为“行业混改”。从实际经验看,后者更易操作并取得成效。这类改革在提高行业效率的同时,也将带来可观的投资增量。有效的供给侧改革将扩大有效需求,这就是供给侧改革中供求双方的辩证法。从供给侧改革的近期任务看,基础产业的改革将成为降低全社会生产运营成本的最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