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之于生活的意义

　　——宁莉娜教授在上海大学社科论坛的演讲

　　逻辑在生活中的价值，表现为辨析、推理与论证的智慧。它据此唤醒人的理性自觉、激发人自身本质力量的不断展开。正如西方逻辑之父亚里士多德所言：“如若人以理智为主宰，那么，理智的生命就是最高的幸福。”而逻辑不仅是获取知识的科学手段，更是达成幸福生活的人文智慧。

　　逻辑话语承载规则意识

　　有序的社会生活离不开人们共同的理想目标，而在选择、确立并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应自觉遵循相关推理、论证的规则，以防偏离思维的正轨

　　“逻辑”一词，由英文音译而来，源于希腊文，其原意是指话语、理性、规律、规则等。在古希腊思想家们那里，看似散乱的宇宙万物是有可遵循的规律、规则的，即存在着以理性为基础的秩序世界。

　　柏拉图在《高尔吉亚篇》中借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之口，用几何思想所表征的自然宇宙结构去对应人类社会结构，强调几何思想的尺度特征，将宇宙秩序思想投射到社会生活中，以宇宙内在规律和分配法则为参照来探究城邦的平等秩序。他在试图探究世界的本原和秩序时，对人类社会生活的秩序化给予了相对应的理智回答，为城邦秩序提供了理性基础。

　　韦尔南曾在《希腊思想的起源》中指出，希腊人的演绎科学是一门“随着欧几里得的理论而出现的、涉及抽象对象的科学，从有限的几条公设、公理和定义出发，把严密演绎得出的命题一个接一个地连接起来，用具有形式化特点的验算来保证每个命题的有效性，并在连贯的推理中把这种有效性确定了下来”。具有几何风格的希腊理性形成于人们的交往关系，得益于语言的运用技术。它奠定了城邦制的基础，孕育了社会生活中的逻辑智慧，对希腊的社会结构及精神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

　　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说以对话的方式，融入到追求公民地位平等、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政治生活中，服务于构建对称、平衡、平等的新的社会生活方式，并因其能提供思维交流的准则，成为人们参与公共生活、进行演讲论证的有效工具。如果说，苏格拉底强调的是人要把自己作为思想的对象，进而追问人的存在价值；柏拉图则由思维的具体对象形成概念，再对概念进行研究，使思维的抽象转向抽象的思维，描述城邦生活的存在价值；到了亚里士多德，则将推理、论证的逻辑价值用于创造高尚而满意的社会生活。

　　随着古希腊逻辑思想的形成，凡涉及城邦公民利益的问题时，都要通过论辩的方式来解决、以演说的形式来表达，并要求符合证明和证伪的模式。正是在这种辩论中，逻辑的规则和效用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政治家参政及法庭控辩双方获胜的有力武器。自此以后，语言作为逻辑的载体，成为希腊城邦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表达工具。经过逻辑加工的语言，可将推理、论证转换为一种社会公共文化，使社会成员之间相互信任，消除富人纵欲的破坏力量，获得由节制、美德、信任等要素构成的社会和谐的内在心理补偿，产生可信的社会效应，发挥出政治的真理功能。

　　有序的社会生活离不开人们共同的理想目标，而在选择、确立并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应自觉遵循相关推理、论证的规则，以防偏离思维的正轨。正如亚里士多德在《修辞术》中所指出的那样，“几乎每一个人和所有的社会共同体都有某种目标，为达到这一目标人们有所选择或有所回避。这个目标简单说来就是幸福及其组成部分。让我们通过证明来确定什么是单纯意义上的幸福，幸福由什么部分组成。”亚里士多德还总结出一系列关于论证的逻辑原则和反驳诡辩、谬误的方法，为人们有效表达思想、实现生活目标提供了必要的逻辑准则。

　　亚里士多德强调，在阐释观点、进行论辩中，要有明确的论题，即要把所提出的问题或讨论的论题明白确切地表述出来；明确论题的有效方法是下定义法，即通过确定所要论证的对象的内涵，使论辩双方能在同一的确定意义下讨论问题；要选用确实可靠的论据使论题得到支持，即应使论题得到有真实理由的论证，并且所用论据不能依赖于论题。

　　总体来说，古希腊逻辑生成于人们的认知、对话、交往、辨谬等活动，与人类的生产、生活相伴。它是思想家们追求有序社会生活理想、构建新型城邦生活方式的产物，引导人们在交往中具有理性担当，开启了人类以思维规则为对象的研究，并将逻辑方法用于对美好生存境界的反思与求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