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现代国际体系源于西欧，建立在民族国家基础之上，其根基是西方的历史文化。西方历史文化中特有的个人主义、普遍主义和二元思维特性，使现代国际关系具有强权政治特色和大国争霸逻辑，核武器及全球性问题的出现使基于西方强权政治逻辑的国际体系没有未来。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背景下，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建设和谐世界的重要构成部分。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能够为新型国际关系的建立提供养分。

　　关 键 词：国际体系；新型大国关系；文化因素；和平发展；天下主义

　　作者简介：王明进，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欧洲一体化、政党政治、中国对外关系。主要著作：《联合背景下的跨国政党》、《大国安全观比较》、《国际战略学》、《政党政治视角下的欧洲一体化》、《政党与政党体制》（译著）等。

　　2012年5月，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在此期间，中美双方提出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此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问题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建构新型大国关系意在打破“崛起国与守成国必然冲突”这一历史魔咒。顾名思义，新型大国关系是相对于传统大国关系——现代大国关系而言的。传统大国关系，尤其是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关系，一直被认为是一种争霸关系，是一种可能引发对抗和战争的零和关系。由于国家之间关系的模式深受历史文化的影响，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必然要改变影响现代国际关系模式的文化，从而改变现代国际关系的逻辑，这需要我们从文化层面来审视当前世界是否已经为此作好了准备，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是否已具有文化上的支撑。

　　传统国际关系模式下的大国关系没有未来

　　现代国际体系产生于西欧，在西方文化孕育下生成。这种国际体系信奉的是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和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其扩张的结果是殖民体系的建立、对弱小国家的奴役以及西方列强之间的争霸战争。尽管随着西方殖民体系的瓦解和发展中国家的不断发展壮大，现代国际体系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传统的国际关系逻辑仍然主导着人们看待国际事务的方式。因此，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需要从文化层面对传统大国关系进行剖析，寻求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

　　现代国际关系的基石是民族国家，而民族国家有着浓厚的个人主义基因。西方文化自古就有个人主义传统。古希腊最早出现的是一些互不隶属的小城邦，从而形成了对西方文化影响深远的独立意识，所以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从集体中突出，依靠个人的力量去竞争，在这样的过程中实现个人价值。个人是中心，是目的，具有最高价值，社会只是实现个人目的的手段。在这种文化的浸淫下，西方人一直为这种肯定、高扬、突出和强调自我的倾向所支配，这种“崇我性”心智一方面使西方人在心灵深处将“自我”放大到极致，另一方面又使他们在价值上视“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①在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个人主义是一种生长剂。民族国家是欧洲摆脱中世纪教权控制的结果，是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结果，也是个体解放的结果。“作为终结17世纪英国革命的光荣革命，不仅表明英国已经彻底从一个王朝国家转化为民族国家，而且表明这个国家的主要功能就是保护个人的基本权利”②。在启蒙运动、特别是卢梭民主思想的影响下，人民主权的思想以及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在欧洲广泛传播，导致了民族主义的兴起和民族国家在欧洲大陆的出现，从而“基本上结束了欧洲国家的封建政治经济统治制度，开始了民族国家的创立过程”。③因此，民族国家恰恰是资产阶级所倡导的人文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国家层面的结果。正如斯宾诺莎所说：“国家是放大的个人。两个国家的关系就像两个人在自然状态下的相互关系，他们各谋私利，本质上相互反对。”④哈贝马斯指出，民族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从消极意义上区分自我和他者的概念，欧洲民族国家的政治精英们把帝国主义的权力扩张解释为对民族自由的追求，“这种正面突出自己民族特性的做法，现在成为了一种机制，用以拒绝一切外来者，贬低其他民族的价值，排斥少数民族、种族和宗教少数派，特别是犹太人”。⑤民族国家的个人主义内涵使国家走向对强力的崇拜和追求，这种对强力的崇拜又演变成武力竞争和扩张意识，由此，国家之间战祸不断。

　　民族国家中的个人主义要素和普遍主义结合的逻辑结果是对霸权的追求。普遍主义相信万物背后有普遍的本原，运动变化背后有某种永恒不变的东西。作为一种价值观，普遍主义相信有超越时空、普遍而永恒的价值体系或者制度规范。古希腊哲人对世界本原的思考培育了西方普遍主义的精神，而基督教的兴起则标志着西方普遍主义的成熟。基督教是一种超越民族局限的世界性宗教，其一神论、救赎论、上帝统治等是典型的普遍主义神学形式，它不仅逐渐发展为官方意识形态，还成为广大民众根深蒂固的普遍信仰。⑥这种普遍主义的一神教对异教或异端是不宽容的。耶和华对信徒最重要的诫命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圣经·出埃及记》）。一神教认为自己认定的价值和真理是唯一的价值和真理，而对这一理念的坚持常常转化为对其他价值和真理的否定，转化为一种救世热情和传教热情，从而使一神教具有一种内在的扩张冲动。“一神教既然断言整个世界都是由它那唯一的神所创造和统治的，那就自然不能允许其他神的存在，也就是不能允许其他文化价值体系的存在；而且，为了完成它的神还没有完全实现的统治，它的信徒们会把传教或者圣战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⑦。欧洲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以及对异端的迫害，都显示了基督教文化中的这种普遍主义意识和强烈的排他性。正如赵汀阳所言：“去发现精神上的敌人是基督教文明的一个基本的精神义务。寻找敌人是西方精神的一个义务。” ⑧启蒙运动和英法资产阶级革命之后，人们开始关注人性、人的内心世界和人的日常生活，这种对人的发现导致西方整个社会向世俗化方向发展，自由主义为解决当时面临的社会问题，提出资产阶级的宪政制度，而这种宪政制度所包含的基本原理和原则，则鲜明地体现了一种新的普遍主义精神，于是自由主义普遍主义代替了基督教神学普遍主义，但这种代替并不是对基督教的全盘否定，基督教是现代自由主义产生的母体，两者植根的文化具有惊人的连续性、继承性和遗传性。⑨自由主义相信，他们所信奉的价值体系具有普遍性，不信奉这种价值体系，则要么被错误的意识形态所蒙蔽，要么仍然处于蒙昧状态，只有接受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国家才能成为文明的国度，世界也才能安全。在当代，西方人追求普遍主义“同一”的思想意识，催生了西方大国扩张的道德主义、普世主义的人权外交和霸权主义。

　　西方文化认识世界的方法是二元对立的类属性思维方法。古希腊以来，西方即从个体主义的自我出发来思考自己与外在世界的关系，把人类自我与外界对立起来，从而使人与神、我与非我、思维与存在以及主体与客体之二分成为西方人认识世界的基本方式，形成了类属性思维方法。类属性思维方法把所有的物体都视为分离、独立的实体，不同的实体具有不同的本质属性，A就是A，B就是B。而冲突性辩证法又强化了这种思维方法。这种辩证法认为整个世界是由相互独立的不同类属构成，在每一种结构中都存在正反两个对立面，对立面之间的关系是矛盾、对立和冲突，只有当一个占据了主导地位消灭了另一方，这种内在的非调和性矛盾才能得以解决，才会形成一种新的矛盾结合体。这种思维方式已经成为西方认识世界、认识国家关系的定势，其对西方国家发展的重要影响就在于：第一，确立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征服自然、追求“进步和增长”成为西方国家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价值合理性和科学合理性之间出现了普遍的裂痕，科学合理性（而不是价值合理性）成为人们的追求。第二，强调自我物质占有和个人利益至上成为西方的意识形态传统，把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征服与被征服看成是国际关系的常态。

　　由民族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所包含的这些西方文化特性，决定了这一国际体系在构成和向外扩张的过程中必然与暴力和扩张联系在一起。欧洲国际体系是在欧洲各国的杀戮和战争中逐渐建立起来的，欧洲各国也是在硝烟中相继崛起的，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意大利、奥匈帝国等国家的崛起，都伴随着大量的战争。正如陈独秀先生说：“欧罗巴之全部文明史，无一字非鲜血所书。”⑩随着现代国际体系向世界的扩展，欧洲这种铁血文化也给全人类带来了灾难，先是西方国家在全世界的殖民掠夺与杀戮，然后是波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两次世界大战。

　　总体来看，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孕育西方文明的地理历史环境催生了对个体价值的重视和强烈的竞争意识，形成了对物质力量的崇拜，其认识世界的方法又催生了现代工业文明，并进一步增强了人们对力量的崇拜，强化了人们对自然、对世界的征服意识。而宗教上的普遍主义、一元论则使西方文化的宽容性大大降低。这些因素构成了西方文化中最突出的基因：征服——对自然的征服、对其他国家的征服。这种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国际关系是一种相互对抗的关系。西方现实主义对国际关系的经典认识是：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每个国家都必须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战，国家要生存必须使自己强大，要么通过扩张，要么通过联盟。国家之间的和平只能通过均势平衡来维持，但这种平衡是动态的，一旦打破这种平衡，战争就会爆发，从而形成新的平衡。这种悲观的历史循环论是这种国际体系的必然逻辑。对大国之间的关系来说，这种国际关系体系必然包含着大国争霸逻辑。站在这种文化积淀的基础上看待中国的发展，当然是一个国家的崛起意味着另一个国家的衰落，日益强大的中国必然挑战现有的霸权国，必然冲击现存的国际秩序，崛起的中国与霸权国家之间很难不发生冲突。

　　但是，西方文明所唤起的科技进步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已经形成了对产生于西方文化的国际关系模式的冲击，呼唤新型国际关系的诞生。科技的进步在促进生产力极大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毁灭人类文明的力量。核武器的出现使核大国之间的战争具有不可想象的后果，也使人们对建立在征服和权力争夺概念之上的西方国际关系理念产生了怀疑，传统的国际关系模式使人类文明看不到未来。人们已经认识到，建立在西方文化基础上的过度向大自然索取的发展理念不可持续，必须建立可持续发展模式，与此同理，建立在西方文化基础上的以暴力和征服为特征的传统国际关系模式也是不可持续的，需要建立新型的国际关系模式，其中的关键是建构新型大国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