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民族主义是影响地区安全的重要变量，甚至可以改变地区安全格局，研究并协调民族主义与安全格局的关系对于维护地区安全意义重大。在东北亚的地区安全格局中，以中、日、韩三国为代表的地区民族主义一直是困扰区域安全的重要因素，了解民族主义与地区安全之间的关系成为把握地区安全走向的关键。然而，民族主义内涵的不确定性阻碍了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所以，从民族情感出发，梳理民族主义的成长历程及相互关系，是理解东北亚民族主义现状的直接办法。在此基础上，明晰民族主义与地区安全问题的互动，进一步清晰民族主义在安全格局中的作用，才能为应对安全挑战奠定基础。另外，随着时代的发展，既有的静态分析民族主义与安全格局关系的方法已经不能完全满足现实需要，必然要以动态-进程的分析方法予以补充。这一分析方法，在论证民族主义与“安全困境”、安全格局、安全架构之间关系的过程中，体现出明显的优势，并可以说明安全架构理念能够从宏观、连续、整体的角度驾驭地区安全和民族主义，从而确定新视角下的东北亚民族主义与安全格局的关系。新的研究方法在对地区安全进展做出判断的同时，也不断发现新的问题和挑战。

　　【关键词】 民族主义；安全格局；安全架构；东北亚

　　民族主义是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概念，但其内涵存在争论。汉斯. 科恩（HansKhon）认为，“民族主义首先而且最重要的应被认为是一种思想状态……在这一状态中，体现了个人对民族国家的高度的忠诚。” 安东尼. 吉登斯（AnthonyGiddens）提出，“‘民族主义’这个词主要指一种心理学的现象，即个人在心理上从属于那些强调政治秩序中人们的共同性的符号和信仰。” 罗伊. C. 麦克里迪斯（Roy C. Macridis）指出，“民族主义只有在将民族意识转变为建立一个国家时才能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或运动。” 存在争议的民族主义在东北亚地区安全中是一个非常活跃的要素，一方面体现着地区安全格局状态，另一方面牵涉着地区安全热点。所以，厘清东北亚民族主义和地区安全格局的关系非常关键。然而，从具体历史事件的因果视角关注民族主义和地区安全问题的互动，往往会陷入静态分析的框架；从民族主义形成的情感经历入手，进而探讨其与地区安全的互动演变关系，则有助于进一步明晰民族主义与地区安全格局的进程联系，从而为有效把握地区安全走向提供有益的帮助。

　　一 东北亚民族主义情感历程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尽管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定义，但往往都被界定为一种以民族感情、民族意识为基础的纲领、理想、学说或运动。” 也就是说，民族主义基于情感和意识对国家、地区的安全进行着理解和认同，以理论或者运动的形式认可或反对着国际政治和安全格局。而“只要民族国家存在，民族主义就不会灭亡，也不会成为‘负面的现象’。确实，如果民族主义成为唯一的意识形态的话，则是危险的。另外，如果民族主义成为跨越国境、支配其他国家的动力的话，则不只是危险的，更将带来一场悲剧。” 独立的情感和意识让民族主义秉持独具特色的民族理论和运动以及对于国家利益和地区安全的理解。正如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创始人多米尼克. 莫伊西（Dominique Mo.si）在其2009 年出版的著作《地缘政治中的情感》中所述：世界正在被三种情感重塑，那就是恐惧、屈辱和希望，它们都与自信有关。“恐惧是对自信的缺乏。如果你的生活被恐惧主宰，你将忧虑现在和此后的日子会变得更加危险。希望则相反，是自信的表现，基于今天胜过昨天而明天胜过今天的信念。屈辱是因为自信被伤害而对未来失去希望，这是因为曾经受到别人野蛮的对待……如果推导这三种情绪可能带来的行为的话，可以说，希望意味着‘我要做，我能做，我想做’；屈辱意味着‘我做不到’，也可能导致‘既然不能和你一样，我也可以尝试毁掉你’；恐惧则意味着‘哦，上帝，世界如此危险，我如何才能得到保护？’”而当复杂的情感催生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的时候，政府出于职责的考量必须保护民族利益和民族情感，并在外交决策中体现出民族主义对国家安全和地区安全的理解和要求，从而民族主义实现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在20 世纪以来的东北亚，以中国、韩国为代表的地区民族主义，一面高举国家旗帜塑造民族特色，一面通过对外合作接受市场理念，在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潮流中都可以看到民族主义的身影，常常成为影响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

　　东北亚各国在历经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中，先遭外族侵扰，再受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的洗礼，综合实力在地区格局中时有波动，民族自信起伏不定，民族情感内涵丰富。在华夷秩序中，中国无疑是地区的主导，处于充分的自信状态。这种民族意识一直延续到晚清之前，直至在近代史中遭遇百年屈辱，希望的情感甚至为恐惧所替代。“洋务运动”未能实现封建帝制下的强国愿望，却让中国有了最初的民族意识。短暂的民国复兴未能改变国家羸弱的实力，但孙中山提出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促进了国家民族主义的形成。随着中华民族再遭日本侵略，民族自信的意识再受重创，打上屈辱的烙印，反帝、反封建、反侵略成为民族主义的重要内容。中国民族主义情感的初步形成，与国力衰竭的时运紧密相关。新中国成立后，抗美援朝，中印、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改善与诸大国的外交关系等事件，极大地增强了民族的政治自尊心和自信心；改革开放后，经济迅猛发展，持续30 年的年均9.9% 的经济增长率，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巩固了民族经济自信心。“在冷战前后，中国的民族主义开始再次兴起。对于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应该说主要是由于官方意识形态的弱化、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民族自信心的提升、国民对近代屈辱历史的深刻记忆以及网络的出现。也就是说，随着官方意识形态影响力的下降，民族主义成为团结和凝聚中国国民的主要意识形态。”

　　1853 年的黑船事件打破了维系200 多年的日本江户幕府锁国政策，面临危机的日本拉开了资本主义革命的序幕，走上发展民族自信的地区强国之路。自明治维新开始，日本建立以天皇制为中心的近代民族国家，通过采取政治改革、工业革新、社会生活欧洲化等措施，快速摆脱危机，逐步跻身世界强国之列。经历1895 年中日甲午海战和1904-1905 年日俄战争的的胜利之后，日本民族主义膨胀，酝酿起以欧美列强为假想对手的思潮——扩张意识、民族主义、军国主义逐渐合流。日本民族主义意欲凭一己之力重塑东北亚地区格局。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这是对近代以来逐步发展起来的日本国家主义——这一极端民族主义的致命打击，日本民族主义中的民族优越感甚至转变成了一种民族耻辱感，使日本社会开始对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进行批判和反思。” 这种批判和反思给日本的民族主义带来了复杂的情感遗产。因为，日本在亚洲战场仍还具有一定实力，但在太平洋战场已被美国及盟军打败，核威慑的恐惧在日本本土蔓延，希望、耻辱和恐惧让民众拥趸半个多世纪的民族主义信仰出现裂痕。在与美国结盟之后，日本搭上经济发展的快车，国力的强盛为民族主义思潮复兴奠定了经济基础；在20 世纪70年代，日本成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国的事实和缓和的地区安全格局为其政治势力借机弘扬传统文化、否认侵略历史、重构民族认同提供空间；冷战结束后，国际安全局势继续缓和，政治保守势力欲实现国家“正常化”、申请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实现国家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的转变。然而，日本自上世纪90 年代进入经济低迷期，在国内利益集团的掣肘之下经济的结构性改革迟迟不能推进。由于失去经济发展为社会提供的协商缓冲空间，日本对外政策日益被国内政治形势所绑架，经济创新乏力的政府，自然而然地要妥协于民族主义的呼声。政府为缓解国内政治、经济压力而取悦民族主义情感的政策取向，最终也只能成为国内外双重博弈策略的权宜之计，必然导致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继续恶化，一面与周边国家摩擦不断，一面民选首相更迭频繁。而获得超高支持率的安倍内阁和“安倍经济学”不过是利用日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增加日本投资和出口优势，转变国内经济颓势，将国内危机转嫁国际社会。其实质并未改变国内的政治、经济结构，但却造成右翼政治势力和民族主义思潮直接互动的社会结果，在暂时的经济复苏过程中完成意识合流；直接表现就是大量政客参拜靖国神社，政府以强国为借口着手修改和平宪法96 条——放宽修宪提案条件，而不顾及将要引起的东北亚地区民族主义情绪的反弹。近期日本政府推行的对外政策，大多不是来自经济成长的需要，而是民族情感的宣泄，无益于改变日本的地区格局地位，如此下去必将增加其对外政策的潜在破坏性。

　　朝鲜半岛曾作为中国的朝贡藩属国，长期奉行华夷世界观。明末之后，韩国认为中原文化已被外族入侵，偏居朝鲜半岛的大韩民族传承了华夏文明的衣钵，一度自居“小中华”。到了19 世纪，韩国与中日一样，受到西方列强的冲击，其民族主义逐渐发展出推翻封建帝制、打败外来干涉的思想。然而，在力图摆脱中华思想束缚的时候，却“缺乏对日本之抵抗意识，主要是因为将日本与西洋视为近代文明的典范及羡慕对象所致”， 反而在1910 年沦为日本殖民地，直至1945 年。二战结束之后，朝鲜半岛南北分治，一个民族，两种主义，分属不同阵营。朝鲜命运多舛，未能持续战后经济发展势头，国力一蹶不振，苏东剧变最终导致其走上核威慑之路。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在与苏联战略合作过程中未曾获得过核保护承诺，另一方面是在与美国核谈判过程中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不利的安全格局下民族自信多次受到伤害，放大的屈辱感和强国取向让朝鲜政府不惜选择走拥核之路。从20 世纪60 年代开始，韩国创造了长达30 年的“汉江奇迹”。然而，“90 年代后的‘全球化’浪潮，特别是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给韩国带来了巨大创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韩国经济的过分管理干预，又伤害了韩国民众的自尊心，激起了韩国民族主义。” 在中国和日本高速发展的双重压力下，已经跻身发达国家的韩国，其民族主义的自信依然不足，时而表现出充满希望的一面，时而表现出屈辱带来的怀疑和仇恨的情绪。以此为据，朝鲜半岛历经60 年分裂，一个民族被历史塑造出两种民族主义，经济实力天壤之别，被割裂的民族情感所造成的冲突常常会成为扰动地区安全格局的动因，被称为“亚洲的巴尔干半岛”。

　　回溯东北亚地区格局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不但朝鲜半岛的民族主义同宗同族，中日韩三国的民族主义在对抗西方列强的过程中也确曾产生过团结意识。刺杀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朝鲜志士安重根力主，“若日中韩三国合力对抗西洋帝国主义之侵略，足以克服危机”；日本民权论者宫崎滔天主张，“救中国四万万之苍生、雪东亚黄种之屈辱、复拥宇内之人道，乃成就我国革命之唯一道路”；孙中山也认为，“要讲大亚洲主义、恢复亚洲民族的地位……联合各部的民族，亚洲全部民族便很有势力。”然而，引导地区安全格局进步发展的“亚洲主义被日本主义所吞噬，因日本民族主义的扩张产生了‘大亚洲主义’……它的思想框架正朝着将‘亚洲的地区利益’从属于‘日本的国家利益’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发生转变。” 最终，具有合作意识的地区安全格局和日本民族主义构想均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击垮，历史的发展脉络将拥有共有文化认同、经历相似的三个民族引向地区安全格局的不同方位。当东北亚经济蓬勃发展，三国实力相差不再悬殊之际，各国的民族主义必然会纠结于历史的记忆——右翼史观问题、片面媾和问题、教科书问题、慰安妇问题、民间赔偿问题、领土争端问题等，甚至会牵涉政府援助、环境治理、能源合作、经济交往等更多领域。东北亚民族主义与地区安全格局在动态交往进程中保持着互动。

　　二 当前东北亚民族主义对地区安全进程的影响

　　民族主义以维护民族利益为目标，其深层目的是对民族成员利益的维护，所以它会团结成员，争取建立民族国家，以获得维护利益的力量和手段；民族国家为获得系统合法性，也就是获得“系统成员的认知与信仰，即系统成员承认政治系统是正当的，相信系统的结构与体制及在既定的范围内有权使用政治权威”，会在一定程度上认可民族主义的要求。很显然，国家政策是包括民族主义和政府在内的各个利益集团相互妥协的结果。但“民族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政治学说、意识形态，不如说是一种情绪，或者说是一种情绪化的意识形态”。 以情感和意识为基础的民族主义虽然有能力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但不能奢求其产生的政治影响力会具备应有的政治理性，实际上倒有可能在决策谈判过程中成为阻碍决策效率和效果的因素。必须承认的是，地区民族主义情绪释放的巨大能量，正在不断地通过社会舆论和外交政策影响并冲击着地区安全形势，甚至可能会影响到地区安全结构，尤其在核时代。

　　（一）影响地区安全进程的民族主义态势

　　国际安全局势在冷战结束之后得到缓和，为东北亚地区民族主义矛盾的缓解提供了政治空间，但随后的经济发展趋势没有让这一空间得到继续拓展——各国政府在制约民族主义影响的时候，可以随意调动的资源往往有限。日本进入到经济“失去的十年”，“广场协议”导致日本货币及国内资产迅速升值的同时，伤害了日本经济赖以生存的基础——出口产业，后续的创新和研发能力未能在竞争中争取到足够的先发优势，很难填补货币升值所出让的对外贸易空间。国内保护意识、政治保守势力和民族主义开始频繁主导日本这个对外贸易大国的政治思潮，进入21 世纪之后这种趋势更加明显，甚至与周边国家摩擦不断。朝鲜在经济低迷中以相对极端的民族意识提出“先军政治”理念，认为保护社会主义建设果实优于进行社会主义生产建设；从金正日到金正恩政权，先后进行了三次地下核试验并数次发射“银河”火箭和“光明星”卫星，以强化民族情感和信仰。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让韩国深受重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意贷款并提出附加条件，要求韩国政府允许货币快速贬值以推动出口，挤出产业泡沫。韩国成功渡过危机，但经济挫折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强硬政策促使民族主义意识高涨，始终无法超越中日经济地位的现实又造成民族主义自信不足，常常祭出有民族主义特色却又保持相对克制的外交政策。唯有中国经济在持续高速的发展，较好地包容了来自地区民族主义的挑战。虽然在国家综合实力不断提升、民族自信心快速成长、国内社会矛盾增加和国际经济低迷的环境中，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也曾一度流行，但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在内外政策方面体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总体来看，进入21 世纪后，在区域合作、经济全球化和反恐战争的影响下，东北亚地区的民族主义矛盾暂且没有进一步的恶化。但在国际经济发展乏力、各国民族自我意识增强、地缘政治结构持续转换、美国对亚太地区平衡重新关注的情势下，东北亚民族主义矛盾的苗头还是日渐显露出来。各国对民族优越性的认识、民族历史观的宣扬、民族经济保护的号召不断得到重申和强调，潜藏着民族主义矛盾的危机。

　　（二）影响地区安全进程的国内表现

　　在东北亚各国内部，民族主义一直在政治上发挥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多年来，日本的民族主义一直在民间壮大，政治精英也在动员着民族主义力量。和其他很多发达国家一样，日本的大众民主越来越难以产生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为了政治的需要，政治人物往往以民主为借口，用民粹主义政治方式，动员着民间存在着的民族主义资源。结果，牺牲的往往是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尤其是和其邻国中国、韩国的关系。 韩国极端民族主义的日渐凸显则表现为，在经济上奉行“身土不二”的保护主义，文化上渲染“韩民族优越论”，政治上掀起民族“造史运动”，表达方式上呈现“过激的刚烈”行为。 2005 年以来，韩国宣布首都汉城改名首尔，多次通过修改教科书宣扬“韩国国家观”，北京奥运圣火在韩国传递时也引发了反华排外主义情绪，还有针对美韩自由贸易协定（U.S.-Korea Free Trade Agreement）和进口美国牛肉的示威活动。在韩国国内政治保守势力和进步势力的对抗中，韩国民族主义的强大感召力，一直吸引着保守与进步势力，成为它们动员国民、实现各自政治理念的利器。 中国的民族主义主要以爱国主义为根本性质，包括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保持政治制度的号召力和合法性，崇尚复兴传统文化，其中也偶有激进的民族主义表现形式。

　　（三）影响地区安全进程的国际摩擦

　　在东北亚各国之间，民族主义矛盾议题广泛，近期的主要问题集中在西北太平洋地区的南千叶群岛、竹岛、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和苏岩礁等领土的争论上，引发几个国家数次大规模示威游行，增加了地区安全压力，也激化了既有矛盾。众所周知，东北亚地区岛屿争端由来已久，从19 世纪末到20 世纪中期，东北亚地区几经反复的战乱形势和持续变动的地缘环境都给争端留下口实。近几年来，民族主义情绪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趋紧的影响下日益高涨，各国政府通过行动予以高调回应。2010 年11 月1 日和2012 年7 月3 日，梅德韦杰夫分别以俄罗斯总统和总理的身份两次视察南千叶群岛；2012 年8 月11 日，韩国总统李明博登临竹岛；2012 年9 月10 日，日本阁僚会议通过对钓鱼岛实施“国有化”方针，分别引发了地区民族主义热潮，导致各国后续关于领土的政策和发言更具有针对性和主权意识，长期搁置的问题再次引人瞩目，东北亚外交政策险些陷入被国内政治和民族情绪束缚的对峙境地。具体来说，日本长期无视历史事实，盲目宣传右翼观点，针对三处岛屿争端采取前后矛盾的外交手段；韩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教育也让国内民众情绪高涨；中国爆发的针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反日示威游行、抵制日货行动，其规模和烈度前所未有。这些民族主义行为深刻影响国家外交政策制定，也让各国担忧他国民族主义是否会在有朝一日指向自己。情绪波动已经殃及地区合作进程、互信程度和潜在贸易前景。在东北亚地区的历史中，国家孤立和彼此对峙的现象并不鲜见，有些争议也已搁置十数年，而当前的地区民族主义发展形势却罔顾历史教训，持续增加民族隔阂，致使国家间关系倒退。如此下去，世界经济增长最快地区的光环恐难持续，有和平无安全的紧张氛围会进一步弥漫，为各方进行军备竞赛和核开发留下借口。东北亚地区的发展若要摆脱逾百年的民族情感牵绊，仍需时日。

　　综上所述，东北亚地区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之间一直保持着微妙的关系。其实，不仅仅是在东北亚，整个世界的民族主义为实现民族利益最大化，其主要目标都是要建立一个能够保障其实现意图的民族国家。其微妙之处在于：“这种国家有可能是在否定现实中国家基础上而建立的，我们称这种构建国家方式的民族主义为否定型民族主义；也有可能是在肯定现实国家基础上，对之进行改造而建立的，我们称这种民族主义为发展型民族主义。一种民族主义所涉及的构建国家方式到底为哪种，或者说这种民族主义到底是哪种类型，取决于该民族是否认可现实国家的合法性，特别是国家共同体的合法性。” 在东北亚缺乏安全对话、合作机制与一体化认同的情况下，民族主义更趋向通过民族国家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因此时常具有改造国家的动机；而国家也会希望借助民族主义情绪争取到政治支持和社会稳定，尽量避免因为抵触民族主义情绪而削弱合法性。因而，东北亚的任何事件都有可能经由民族主义情绪的渲染提升到国家主权的高度，潜在演变为国家政权更迭导火索或者国家之间摩擦与矛盾诱因的可能，进而威胁地区安全。

　　三 民族主义、“安全困境”与东北亚安全格局

　　东北亚特殊的历史发展脉络和地缘政治形势，致使民族主义的内涵与国家紧密相连，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相互依存。民族情感产生跨越国界的政治诉求时，它就要借助国家和政府的影响来实现需求。这种以主权国家宣示民族情感的现实强化着东北亚地区的无政府状态，有民族主义情绪参与的安全决策也让东北亚地区难以摆脱“安全困境”的纠缠。从安全格局的角度来看，东北亚的民族主义、国家与“安全困境”之间的依赖关系，虽然危及地区安全，却稳定了地区对抗与联盟的模式，辅助保障了安全格局的持续运行——民族主义只是以个案的形式危及地区安全，没有改变安全格局的要求——即使在冷战结束之后，东北亚的安全格局也依然保留着二战结束之后的主要特征，地区民族主义对这种延续并未表达明确的不满，甚至在与其长期互动中产生了契合的情感，反对的安全对手依然反对，接受的安全伙伴依然接受。

　　（一）民族主义与东北亚“安全困境”

　　传统的“安全困境”概念认为，“任何一方均无意于侵略，它们的行为的目的是加强防御，然而，它们不知道其他国家也仅仅是出于防御的目的而做出应对，结果它们的行为只是使事情更为恶化了。由此可以发现传统安全困境具有三个显著的特征：善良的意图；无法决断的不肯定性；自我挫败或矛盾的政策。” 这一概念的经典之处在于，从逻辑上证明“安全困境”作为国际政治冲突的现象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悲剧。然而，这种无法回避本身或许值得商榷。因为，“一旦我们意识到当增加武装（或者建立联盟）最终会加剧紧张态势，让国家更不安全，甚至造成不必要的战争，而且采取预防措施的致命之处还包括，对手可能由此抓住威胁国家安全的弱点，那么一个国家在考虑如何和怎样增加军备的时候，所要做的就不仅仅是权衡成本和收益，还要面对如何让国家安全最大化这个难题。” 所以，国家的理性决策不会一味追求强化军备和建立联盟，造成“安全困境”的军备竞赛应该以实现国家安全最大化为原则，以恰到好处的武装程度来避免安全陷入困境。正如肯尼思. 华尔兹（Kenneth Neal Waltz）所说，国家应该在国际体系中争取与本国实力相当的权力以保障安全。

　　国家在理性寻求安全最大化的过程中，会尽力调动一切社会资源，也包括争取民族主义的支持。然而，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情绪化的意识形态”，并不能像国家那样能够对安全策略进行完全理性的判断和选择。东北亚地区的民族主义，在响应国家安全号召的时候，以爱国主义为旗帜，有太多的情感可以宣泄，更容易表现出极端倾向，冲击地区安全底线。“民族主义情感是一种盲目的国家优越感，它带有对外部群体的蔑视和排外的倾向，并具有对外部群体的支配感，而爱国主义是一种健康的、建设性的、宽容的爱国情感，未必会导致排外倾向和支配倾向。”混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对于国家安全和地区安全来讲，是件危险的事情。对于国家来说，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都可能是政治生活中的活跃力量，但当它们跨越国界之后产生的影响却截然不同。这是因为，民族主义基于族群情感，关注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爱国主义基于公民情感，关注现代社会的公民标准。以民族利益为最终目标和以公民利益为最高准则的两种主义对于他国安全的影响必然不同。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以国际社会调查项目2003 年数据（ISSP2003）为蓝本，利用通径分析模型计算得出，基于不同要素构成的族群标准和公民标准，最终二者相关性高达0.78（参见图1）。可见，在民族主义成员身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感容易转换，最终表达出来的情感很难清晰界定它们的归属。

　　基于以上分析，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群体意识，对地区安全的负面影响会超越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非理性表达方式也不为理性的国家选择所接受，国家会为避免陷入“安全困境” 而对其进行必要的把握和引导，在失控之前采取措施促使其转化为爱国主义情绪或给予劝解，以降低非理性的极端情感对国家和地区安全造成伤害的可能性。只有在极特殊情况下，国家政治被民族主义情绪绑架，才会导致政府作出非理性选择，进而不但危及国家安全，而且危及地区安全格局。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日本，将民族主义作为“唯一的意识形态”，给地区安全带来毁灭性的灾难，甚至引发地区安全格局的改变。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能够影响地区安全的力量，并不是盲目而不可控的，对于国家来说，其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一样突出；对于地区安全结构来说，由于它具有较为灵活的转换性、针对性和指涉性，是一种大小和方向可以调控的安全矢量。

　　（二）民族主义与东北亚安全格局

　　二战结束以后，冷战奠定了世界基本格局，作为其中一部分的东北亚地区安全格局，也呈现两大阵营对峙的局面。冷战结束之后，欧盟和北约东扩，世界重心部分的格局发生变化，但东北亚安全格局中除了苏联曾经支撑的部分有所坍塌，被美国力量取代之外，其他部分基本遗留下来。21 世纪后，全球范围的反恐战争重划“世界政治地图”，“阿拉伯之春”改变中东局势，重要地缘政治当中唯有东北亚地区格局改变较少。“美国从全球霸权战略出发，以强大的综合国力为依托，以控制日本为介入东北亚的战略平台，通过美日联盟的强强联合，辅以联韩控台，大力推行东北亚地区霸权战略。不过，美国霸权战略的推进在东北亚地区遇到了一个始终难以逾越的障碍，即中俄两个大国的存在和‘邪恶轴心’——朝鲜的桀骜不驯。” 当然，在地区安全格局保留大部分冷战遗留特征基础上，世界从两极对峙过渡到一超多强的政治格局特征，也在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结构上有所体现。美日韩三角和俄中朝三角依然相对而立，但毕竟俄罗斯已不再是超级强国，两大三角不再体现平等对峙状态，而进化成美、朝各占一端，日韩、中俄居于中间的三层格局（参见图2）。

　　调整后的安全格局保留了冷战时期的基本特征，也维系了民族主义之间的情感联系。美日、美韩联盟并没有因为美国成为超级大国而转变为集约型的三方联盟，日韩之间的民族情感记忆依然让它们与美国的合作保持双边形式，基本维持冷战时期的运行格局。一个典型证明是，韩国和日本原定于2012 年6 月29 日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但因国内的反对声浪，韩国紧急宣布推迟与日本签署一项共享敏感军事信息的协议。朝鲜为改变安全格局中的不利地位，提升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对国内政权的支持，不断进行以美韩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并研发核武器。朝鲜的军事行动和核开发政策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反过来强化了日韩对朝鲜民族主义的警惕，激励它们加强与美国合作的意愿，希望巩固现有安全格局。中日、中韩之间也多有民族主义矛盾阻碍地区合作的事例。因为彼此缺少互信，筹备中的亚洲货币基金（AMF）和中日韩三国首脑峰会就曾多次受到干扰；频繁的经贸往来也难以跨越民族主义的沟壑，阻碍着中日韩三国通过合作的方式改变地区格局。即使冷战结束，地区安全压力得到缓和，中国、日本和韩国政府还是谨慎应对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愿轻易开放地区政治和安全合作，致使本应得到缓解的东北亚安全格局依然面临来自民族主义的压力。

　　从总体上看，东北亚安全格局中的民族主义虽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这种影响力受到力量大小和用力方向的约束，难以形成合力，不足以对安全格局的改变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民族主义唯有主导国内政治的时候，或者像日本曾经发动世界大战，或者如朝鲜一意孤行继续开发核武器，才有可能成为一种执着的矢量，挑战地区安全底线，从而创造改变地区安全格局的机会。然而，历史上日本最终战败，目前朝鲜已经受到国际社会的制裁，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东北亚民族主义力量的惯性会与当前地区安全格局依赖共存。

　　（三）民族主义与东北亚安全架构

　　在过去的60 年里，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生多次重大变迁，东北亚地区安全战略环境也越来越复杂，除传统地区热点问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愈演愈烈的军备竞赛以外，包括恐怖主义、环境问题、疾病威胁、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也在加重，但民族主义与东北亚安全格局之间的关系却一直变化不大。面对新的变化和挑战，东北亚安全格局不可能长期规避世界的发展而独立存在，民族主义和地区安全格局必然要找到共同接受的方式，推动地区安全局势进步，否则难以面对未来。若要统筹规划民族主义与东北亚安全格局以及地区未来安全形势，至少需要改变静态看待民族主义与安全格局的关联方式，进而以动态- 进程的方法加以补充。

　　冷战结束之后，“安全架构”一词成为探讨区域安全的新术语。安全架构是指“在特定地理区域内，一个整体、连续和全面的有利于解决政策关注并实现安全目标的安全结构……（1）‘安全架构’是总体、宏观的分析，不是阐释‘制度’或‘安排’这类概念的同义词，也不能用于描述权力的自我‘架构’；（2）‘安全架构’在地区分析中有地理上的限定；（3）体现一定的连续性；（4）是一个深思熟虑的设计；（5）以功能为导向（服务于特定目的和/ 或实现特定政策任务）；（6）对理解亚洲地区的特色安全具有足够包容的‘全面’理解；（7）不仅是多边安全机制的代名词。”安全架构虽在具体规范上可能还存在学术争论，但相比于冷战后出现的新安全观、共同安全观、复合安全观等安全理念，还是提出了更为宏观、完整、系统的进程分析模式。这种模式，从战略层面规范并限制了民族主义对地区安全的干扰。具体来说，民族主义被安全架构置于地区安全管理系统之内，进行统一评估和应对——在既定地理范围内，从宏观视角统筹对待民族主义等安全变量，使其不能再以孤立、不受控制的个案形式干预地区安全和地区格局。首先，民族主义不再仅仅是对国家的忠诚，更是关切地区安全的要素，综合衡量其对国家利益和地区利益的影响。其次，在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中，民族主义仍然会发生功能性影响，但其本身不是最终目的。再次，以功能为导向的民族主义在与安全框架的互动中，需培养有效的共同需求。安全架构视角下的民族主义所具有的地理和情感内涵，更应具有开放特质。最后，民族主义应得到成熟并具有包容性的理解和对待。安全架构理念改造了民族主义对于地区安全格局的意义，并提出新的问题。

　　（四）安全架构视角下民族主义挑战

　　安全架构不是权力的“自我架构”，而是在一定地理范围内为实现安全目标的宏观“安全结构”。因此，民族主义作为安全架构视角下的安全要素，超越了原有的国家层面的属性，开始具有地区层面的属性，即民族主义对地区安全影响的动力不仅来自于民族情感，而且还来自为实现地区安全目标的宏观格局的驱动。与此同时，宏观格局驱动赋予民族主义以进程属性，使其最终成为影响地区安全和格局的跨国动态要素。所以，能够控制民族情感的国家将在地区安全架构实现安全目标的过程中获得战略优势，这是东北亚国家面对民族主义和地区安全架构关系时所面临的最新挑战。

　　然而，东北亚安全进程中现有的民族主义困境表明，地区国家很难摆脱原有的思维方式，将民族情感所引发的安全需求协调于安全架构的安全需求，以达到降低安全成本、提升安全效率的目标。但很明显的是，东北亚安全架构进展并没有因为地区国家的固化思维而停滞不前。美国作为在东北亚地区拥有既得利益的域外国家，在推动地区安全架构时，“强调在东北亚地区建立紧密的政治联系，如日中韩三边峰会和潜在的美中日和美日韩三边论坛。鼓励盟国之间通过制度化的政治和安全对话来提高军事透明度，从而建立互信，缓和地区安全问题。” 美国的这种安排，包含对地区安全的整体规划、损益计算和实际操作，因而情绪化的民族主义被安置于常态化的控制范围之内，使其只能为地区安全发展提供美国所预期的作用，同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民族极端势力的影响将维持在合理程度。东北亚国家需要主动并有意识的克制民族主义情绪的泛滥，参与到地区安全架构进展中来，从宏观的角度加以理性设计，构建以维护地区和平为目标、推动地区安全架构发展的安全策略，以顺应时代和全球发展的趋势。例如，有学者认为，中国在践行新安全观的时候要让周边国家相信，尽管这些国家“将美国看作最终安全保障者和公共物品提供者”，但崛起的中国不会“尝试弱化美国的地区影响”，只有这样，中国的安全架构在地区层面才“不仅仅是一种理念”。 盲目的民族主义情绪发泄不但为安全架构设计所限制，也会导致其他国家的反感，并有可能逆向影响国家追求的安全格局。安全架构以动态的进程思维超越了民族主义对地区安全格局的原始理解，在对地区安全发展具有更好前瞻性的同时，也为应对地区安全趋势提供了更为开放的思考空间。

　　四 结论

　　以中、日、韩为代表的东北亚地区民族主义历经百年进化，累积下恐惧、屈辱和希望的不同情感。这些情感汇集为民族主义的思想基础，引发了民族主义意识，困扰着东北亚安全，甚至对地区安全格局产生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了亚洲团结意识和日本民族主义构想，导致东北亚成为冷战两极对峙格局的最前沿。冷战结束之后，东北亚民族主义并没有对仍然保持冷战特征的地区安全格局表达明确的不满，甚至在长期的互动中产生了契合的情感，这一滞后于世界发展形势的民族主义与地区安全格局关系必然受到挑战。统筹规划东北亚民族主义与安全格局以及地区未来安全形势的关键，在于改变静态看待民族主义与安全格局的关联方式，进而以动态- 进程的方法加以研究。而地区安全架构理念就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解读民族主义与东北亚安全格局关系的有效方法，对于前瞻东北亚地区安全发展能够提供更具战略意义的启示。

　　在全方位融入世界发展体系过程中，中国坚定走和平崛起之路的意志，推出安邻、睦邻、富邻的地区政策的理念，但维护地区和平、深化地区合作的愿望，不断受到地区民族主义的冲击。面对由来已久的民族主义挑战，安全架构理念作为新的思考方式，能够帮助中国摆脱既有的思维习惯，以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眼光，领先周边国家的民族主义意识，将安全效率作为改造地区安全格局的标准，争取立足于地区安全格局的有利位置，拓展发展的战略机遇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