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凌飞：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国防政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邮编： 100850)

　　一、国际安全环境的乱象在扩大

　　自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局势开始显露出乱象纷呈的征兆。这两年，乱象没有减少，反呈扩大趋势。从地域分布上看，西亚北非( 大中东) 地区整体处于混乱状态； 南亚次大陆的印巴包括毗邻的阿富汗局势依然动荡不安，战乱和恐暴不已； 进入2013 年，东亚地区和西太平洋正在生成新的地区紧张关系，酝酿着引发武装冲突的隐患； 欧洲经济持续低迷、社会躁动不安； 美国内困加剧、对外日感力不从心； 新兴市场经济体高增长期结束，转而进入经济与社会震荡的高风险期； 非洲和南美也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动荡交织相伴。从地缘态势上看，乱的趋势已经不限于局部地区，而是向更宽广的地域扩展。

　　乱象产生的原因如下： ( 1) 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动荡。全球工业化和再工业化推动各种类型的国家向着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经济社会转型，转型伴随动荡，搞得不好就出大乱子，埃及内乱的殷鉴就是明证； ( 2) 国际力量和格局失衡的动荡。力量失衡导致利益的重新分配，格局失衡推动秩序的重新建构，围绕着“再平衡”的大国博弈是一场世纪角力； ( 3) 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交织恶化的动荡。自然生态恶化以大灾难的形式降临； 社会生态的恶化以国家撕裂和民众两极对抗的暴戾形态显现，而且自然动乱的破坏性影响已深深嵌入社会动乱之中； ( 4) 技术革命负面效应的动荡。当今时代的代表性技术是网络，网络技术的最大特征是极易普及，极难控制。核技术虽然恐怖，但核按钮迄今是可控的； 而网络的毁灭作用防不胜防。“斯诺登事件”对美国政府的颠覆效应就是最好的说明。在网络这把双刃剑面前，谁都不是看客； ( 5) 国际管控和治理能力缺失的动荡。冷战落幕后，世界处于“美国治下的和平”。现在处于群龙无首的局面，美国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安全物品的能力和意愿严重下降，取而代之的角色和秩序尚未形成，放任自流的“真空区”开始出现，国际社会因缺失管理而面临流于失控的危险； ( 6) 海洋争端突起的动荡。全球工业化大大加剧了对资源的需求，竞争如今从陆地扩展到海洋，海洋工业文明时代开启。安全的战场向滨海区域转进。欧洲工业化时代，先行工业国为争夺陆地资源打了两场世界大战，于今各个国家都在进行工业化或再工业化，是否会为争夺海洋资源大打出手呢？ ( 7) 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再度高涨。在全球相互依存关系日益紧密和全球性危机的威胁日益深重之时，正是历史向人类呼唤加强互助合作之时，但现实的世界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再度高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性和良知在自私的人类本性和狭隘的国家理性面前显得苍白无力。由此可见，生成动乱的上述矛盾和问题不是表面的，而是深层次的。一个大的乱局正在滋生蔓延。而世界的这个乱的趋势恰好又与中国崛起的国际摩擦期在时间轨迹上相重合，这意味着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将面临更为复杂的环境和更加严峻的斗争。对这个形势，我们应当有所估计和准备。要把应对国际乱局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底线判断”，作为我们未来安全防范的立足点。如果我们的政策对头，战略处置得当，中国安全的转机也许就在世界的乱局之中。

　　二、打破困局，战略作为要有张有弛

　　当前，我们要完成两大任务。在国内要全面深化改革，成功实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转型； 在国际上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由于面临的问题积重难返，积累的矛盾高度复杂，使我们处在两个困局当中，即国内转型的困局和国际安全的困局。“困局”的含义是指我们在国内转型和国际安全方面都面临极大的“悖论”环境，即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而下力解决会引发新的问题，安全到了非出手不可的地步，而一旦出手会带来新的不安全。解决悖论不可能两全其美。这就意味着我们下一步的前进要付出重大代价，存在着很高的风险。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的战略不宜铺得太开、前伸太猛，要留有余地，不可全面紧张。还是要把有限的资源用来保重点，重点就是确保国内改革转型的成功。这是关系到我们党生死存亡、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会不会中途夭折的问题。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始终是国家安全最根本的保障。因此，在对外战略上，还是要秉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继续保持有张有弛、有攻有守的姿态。在有些方面要奋发有为，积极进取，把日益增长的综合国力有效地释放出来，巩固和拓展有力的战略方向和领域，威慑和抑制不利的战略因素的滋生和影响，在安全布局上主动作为； 而在有些方面则要避其锋芒，忍耐待机。在一些条件不成熟、关系不顺畅、氛围不对头的问题领域，应把陷入僵局的问题暂时搁置起来。立足于把纷乱的局面控制住、把可能失控的动态管控好，不让这些局部的麻烦干扰大局，分散、扰乱和牵制我们聚焦国内改革的用力。

　　三、因势利导把握历史机遇

　　现实生活告诉我们，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些历史性重大机遇，不是主观人力造就出来的，而是客观历史提供给我们的。回顾改革开放30 多年的历程，中国在对外战略上对机遇的把握，可以用“三借力”来概括。首先是借日本的力。20 世纪80 年代，亚洲掀起工业化的浪潮，日本是领头雁，在它的带动辐射作用下，依次跟进的是亚洲四小龙、东南亚五小虎，接着是中国大陆，我们从这个地区工业化浪潮的产业升级换代链条中得到了巨大的好处，日本提供的开发援助也是我们利用的第一笔巨额外资，虽然现在看来数量不很大，但在当时对于启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结果是中国在亚洲经济竞赛中胜出日本； 其次是借前苏联的力。到了20 世纪90 年代，由于苏联的对外政策和国内改革出了问题，加之西方全力对付苏联，导致苏东剧变、苏联解体，中国乘势而起，俄罗斯失去了整整十年，中国则实现了第二个十年的持续发展； 再次是借美国的力。21 世纪头十年的开局发生了“9·11”事件，美国忙于全面的反恐战争，不仅把注意力从我们身上转移开了，而且自己也被缠住了、消耗了，十年反恐战争下来，美国麻烦缠身，而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三个十年的三次机遇，都不是我们主动作为、主观创造的，而是历史赋予的。现在中国的国力比以往强大了许多，战略上的主观能动性自然会比过去要高一些，但也不至于高到扭转乾坤的地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清醒。战术上的有利时机我们可以创造，而且应当努力去创造，但大的历史性的战略机遇不是主观作为可以创造出来的。在时机不成熟时就要坚持冷静观察，等待时机。战略的最高境界是因势利导。在战略上不能勉为其难、自背包袱。现在世界上有些力量是明显地在刺激中国，有些竞争对手在一旁瞅机会，希望看到中国在战略上因冲动而出错，落入麻烦缠身的陷阱，他们好从中渔利，对此要保持清醒的认识。

　　四、应对安全的两重性特征

　　目前国内学界对当前战略问题的讨论，争论很大，战略歧见严重。面对高度复杂的全新形势，大家都感到传统的那一套显然不够用了，而新的战略思想似乎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这是目前战略界的现状，也是一种困境。这种现状反映出我们的战略指导跟不上形势的变化，处于战略滞后状态。

　　今天世界上的各个国家都处在安全的全球化时代，谋划的是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对于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与以往国家安全的不同特点，我们迄今研究得不够。但至少可以看到四方面的改变： 一是安全内容的变化，除了族群的安全、民族和国家的安全外，同时增加了国家间和国际社会共同的安全。从类型上来分，就是自利的安全和他利的安全并存； 二是安全性质的变化，传统国家安全关系处于零和状态，国家安全的性质基本是对立的，由于全球化所形成的各国利益的相互依存和交集，国家安全关系的非零和性日益增强，国家安全性质现在是对立和非对立交织在一起； 三是维护安全的手段或方式上的变化，即单一的对抗和单一的合作都不能够有效解决当今的国家安全问题； 四是安全可为度的变化，即刚性成分减弱，弹性成分增强。安全具有极大的可塑性，既可向好亦可向坏，具有两种发展趋向。国家领导人的偏好和国家政策的选择，国家间关系的互动对国家安全的走向具有关键的导向作用。安全的决定论让位于安全的非决定论。全球化安全上述四个方面的变化，归结到一点，就是今天的安全具有鲜明的两重性特征。在新形势下，安全战略谋划和维护安全的行为方式就是要适应这种两重性。

　　冷战思维要不得，但今天的现实是冷战因素还大量存在，顽强表现，所以，中国不能犯戈尔巴乔夫“自废武功”的错误。 近来，《环球时报》发表学者文章，为“零和思维”讨还公道。但如果依然沿用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的那一套指导战略，中美、中日“必有一战”就成为合乎逻辑的推导，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米尔斯海默最近就坚称历史必将证明其观点的正确性。如果正如他所讲的大国战争不可避免，那还谈什么和平崛起呢？ 在新形势下，战略上抱持两端思维显然是片面、没有出路的。而在实践中将两者又很难结合运用，多数情况下形成两张皮的机械缝合，在操作上不统一，拿捏得不好，形不成合力，有时还产生互相矛盾的效应，特别是维护安全的举措和作为，最终要落脚于有利于坚持推进“和平发展”的战略路线，尤感困难。许多年前，邓小平提出的“以两手对两手，两手都要硬”，不是一个策略原则，而是一个大战略方针。维护安全的各个部门应当形成合力，在研究两重性、适应两重性、把握两重性上认真下一番工夫，真正摸索出一套有效的办法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