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以来，新一届领导集体提出为“中国梦”的实现而努力奋斗，不仅对内吹响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一轮号角，也对外传递出中国将继续自信地践行“中国道路”这一讯息。由于中国的崛起已然成为21世纪上半叶最令人关注的大事，如何让世人正确认识和理解“中国梦”的内涵，避免对中国崛起的过分担忧，成为“中国梦”国际传播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一、“中国梦”的话语传播和解释是当前的重要任务

　　正如每个人可能难以挣脱话语的牢笼一样，一个国家也可能成为话语的囚徒，尤其是当国际话语的主导权并不在自己手中的时候。“中国梦”概念的提出，具有国家话语的属性，然而其并不是完全客观、精确的话语表达，带有较多的主观意愿，使得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人们难免有不同的理解。

　　“中国梦”的传播包含国内和国际两个场域，国内的传播可谓如火如荼，“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概念一经提出便能走红媒体、热及网络。在年底各个机构评出的2013年中国十大热词排行榜上，“中国梦”一词频频出现，且一直高居榜首。［1］

　　其中最核心的话语，即“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在各类新闻媒体和传播渠道广泛而深入地宣传解读之下，进一步引发了大众的广泛共鸣，内化为百姓的价值追求。然而“中国梦”的国际传播却无法与国内传播同日而语，无论是对该话语的认知度还是美誉度，都还有努力提升的空间。对于“中国梦”的传播者而言，要想做到“中国梦”与“世界梦”的对接，至少有三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

　　首先，“中国梦”清晰而完整的内涵是什么？“中国梦”的本质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然而这一内涵的阐述还有待扩展，即在对外传播上还应该纳入对“中华梦”和“世界梦”的理解。一方面，“中华梦”与“中国梦”是一致的，其所体现出来的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连绵不绝的梦想情怀，体现了盛衰交替的历史轨迹；另一方面，对他国而言，理解“中国梦”的世界意义比理解中国意义更为重要。因此，“中国梦”与“世界梦”的内涵应该是相同的，都是一种真正的普世价值体现，在强调解决中国的民生幸福问题的同时，也将以和平发展的方式，和谐世界的理念，为全人类的繁荣做出贡献。

　　其次，有必要说明的是，“中国梦”不仅仅是每个中国人的梦，也是全民族的梦。中国既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又是一个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国家，其集体主义精神传统决定了不能把“中国梦”与“美国梦”作为同类的价值观进行衡量。就“美国梦”而言，个人是至上的存在，国家和民族仅仅是个人实现自身价值的手段和工具，先有个人然后才考虑国家。而中国传统的价值观是强调宏大、整体的视野，这就决定了“中国梦”不能仅仅局限在个人梦想的层面，必须将个人梦想与国家梦想充分结合起来，将国家的创新发展和实力提升作为个人梦想实现的前提。这种来自民族文化的本质差异如何充分解释清楚，并与“美国梦”为代表的西方价值观衔接、参照和比较，则是解释“中国梦”概念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再次，“中国梦”提升了话语优势如何在传播之中转化体现。在现有的国际传播秩序中，中国话语劣势十分明显，既表现在传播媒体力量有待加强，也包括一些天然形成的不利地位。尤其是西方国家所具有的语言霸权和道德霸权阻碍了中国话语的形成，这就亟需一种话语范式来弥合双方之间的话语鸿沟。“中国梦”的提出就为中国话语纳入国际语境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因为世界历史上不乏有国家之梦的民族，如美国、日本、俄国等等都在各自梦想的指引下完成了大国崛起，而像基督教文明、儒家文明等世界上的大多数文化圈都有注重“现世”的人生观，强调人的一生要努力奋斗以实现个人价值或家国夙愿，因此“中国梦”和“美国梦”一样理应被理解。但正如科学发现无法直接转化为生产技术一样，这种有力的话语内容并不能直接转化为令人信服的话语权力。如何用一种更有效、可接受的方式来利用这一话语主题，避免话语陷阱并构建起国家影响力，值得我们思考。

　　二、避免国际话语陷阱下的错误解读

　　对于中国再次崛起的预言，最早来自于拿破仑的“睡狮说”，而当今“中国威胁论”的历史还可以追溯到古老的“黄祸论”。不同的是，“中国威胁论”的提出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美国不仅在政治上赢得冷战，经济上取得繁荣，而且已经充分占据了国际舆论的制高点。在其价值观的主导下，西方媒介话语霸权在谈及“中国崛起”话题时，往往会构成传播学上的“定型化特征”，针对“中国梦”的话语产生若干误读。

　　(一)从结果上看“中国梦”不是“称霸梦”

　　中西方文明的共通点之一，就是二者都相似地怀有现实主义心态，正如“中国梦”的提出具有很强的目标属性，希望在21世纪中叶“全面实现小康”一样，西方视角看待“中国梦”也同样要看其会给世界带来什么结果。按照现行的话语逻辑来看，任何一个国家崛起之后必然要不断扩大影响力，不断对外扩张势力，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影响和改造其他国家和地区。然而“中国梦”不应该被理解为“称霸世界”的梦想，在解释“中国梦”时应该将其放在更为遥远的历史语境之中，也就是早在西方近代史的开端———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前，郑和下西洋时就已经充分体现出中国是一个不会称霸、不具有力图改变世界和制定规则特性的民族。中国人的适应性很强，甚至可以很快地与当地人融合，参与一个新的国度，但这种融合却是非常温和的，只需要保卫自己的传统和文化即可。正如外国媒体所概括的那样：“美国人高举他们的旗帜，中国人则竭力让自己隐形。世界各国华人界都设法在他们的新家乡变得富有影响力却不具有威胁性，保持低调而不挑起愤怒，充当通往中国的桥梁却不显得像第五纵队。”［2］

　　因此，必须充分强调“中国梦”三位一体内涵中的前两层，即“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都不包含国家称霸的意图和轨迹，对中国称霸的考虑更多是一种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是一种历史的狭隘和短视。

　　(二)从对象上看“中国梦”不是“复仇梦”

　　尽管说“中国梦”有很大程度是源自近两个世纪里，入侵者对中国的欺凌和压迫，几代人的梦想确实是希望国富民强之后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受欺侮的情结驱动着民族情绪或多或少带有一定的“复仇”成份。然而习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却已没有多少同仇敌忾的成分，而是建立在众多个体利益、个体梦想基础之上的振兴之梦。可是一些欺负过中国、与中国有较大领土争议的国家，很可能会对中国强大之后的历史清算进行渲染，强调“崛起后”有收复众多被割失地，乃至回到历史上全盛时期疆域、版图的“野心”。这种对中国复仇的担心，更多是少数别有用心的国家想象和建构出来的。“中国梦”的对象是明确的，一方面是“只对事不对人”；另一方面是尽可能为其它国家的经济发展、人民幸福提供探索和借鉴。这种自发性决定其不仅不会针对任何国家清算旧账，也不会以某一国家作为竞争和赶超的对象，而只是更为适度地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来建设和发展自己。对上述国家而言，真正惧怕的是自己已经非法攫取的在华利益或地位受到削弱，原有的利益格局因中国实力强大而被打破，从而将中国对领土等问题的合理主张丑化为对历史问题的“复仇”之梦。

　　(三)从途径上看“中国梦”不是“扩张梦”

　　所谓话语陷阱是一个语言学上的概念，一般是指语言和逻辑所造成的话语两难局面。从国际传播学的角度看，是指西方国家利用其舆论权力，捕捉他国提出的话语，别有用心地进行解读和评价的结果。西方舆论看“中国梦”的实现途径，往往基于近年来中国在海外贸易、交流、投资等方面的增多，而认为唯有采取对外扩张的国策才能达到。例如，中国主动参与非洲国家的经济建设、与拉美国家进行多方位合作，就不断地被误读为是一种“新殖民主义”。中国在海外建立孔子学院、开展中国文化巡演活动，也被视为是一种“文化扩张和渗透”。更为严重的是，通过为中国戴上“扩张国家”的帽子，可以抹杀中国一切试图捍卫自身海洋利益、参与国际空间开发的行为，让中国人民的“海洋梦”、“登月梦”等一个个梦想都成为其话语打击的靶子。“中国梦”同“中国道路”一样，本质上都是内敛而非扩张的。尽管中国不会停止开放的脚步，但还是会更多地坚持自力更生的发展，坚持以内需为根本经济拉动力，坚持和平自主的友好原则。因此，对外传播中必须阐明“中国梦”的道义性质，避免西方国家形成“中国梦=强国梦=扩张梦”的逻辑谬论，从而获得其推行围攻、孤立中国和进行意识形态争夺的把柄。

　　三、正确传播国家话语的策略选择

　　作为2013年中国最有代表性的国家话语，“中国梦”和所有已有的国家话语一样，迫切需要采取适当的传播策略，以避免抽象和负面的解读，发挥其应有的正面影响力。

　　首先是外交层面的解释。外交场合是国家话语解释最重要的正式场合，只有政府官方的表现和声音才是国家意思的最终证实。然而提升外交场合对话语的诠释，还需要注意传播的权威性、整合性和多元性。作为“中国梦”的表述渠道，必须尽可能借助具有公信力的传播平台，包括外交部的正式途径，如记者招待会、外交照会、声明等等，但这些机构往往只能借助第三方媒体。

　　目前掌握国际舆论主导权的媒体多是西方主流机构，同样的话语会因为二次、三次传播而发生表述上的歧义和转变。因此，应该尽可能借助更有亲和力却不容过多转化的传播环境，如外交访问中发表演讲、外国媒体的专访等等，都有不错的效果。另一方面，国际传播的权威性受到传播对象国的干扰，尤其是价值观等内容的传播往往达不到说服的效果。为了加强外交层面的效果，还需要具备全面的媒体观，主动出击，寻找尽可能有效的媒体加以整合，形成合力。例如，不少国家让本国驻外大使借助所在国主流媒体来宣传本国理念。2013年12月，由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反对其军国主义的态度并不理解，反而认为是中国强势扩张在先。于是我国驻十六国大使在很短的时间里相继以登外报撰写评论的方式，向世人说明日本才是亚洲真正的不稳定之源。此外，对“中国梦”离不开多元化的表白和演绎方式，外交场合不必全是严肃的，可以有不经意间的表达和化解，也可以有故事性的描述。例如，习近平在2012年2月出访美国时所讲述的福州“鼓岭故事”，便是一种借助外交场合对“中国梦”的生动陈述。其次是历史层面的解释。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的很清楚：“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3］

　　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的历史各异，对于“中国梦”的认识难免要受到本民族已有生活体验的影响。“中国梦”是一个贯穿历史和未来的符号，要想被更好地理解，就必须赋予其更加广阔的文化内涵，使其渗透为世界对中华文明的期待，依托于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重构，从历史的角度解释“中国梦”。德国哲学家狄尔泰认为，理解历史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历史知识，而是为了“同化”我们过去的经验。［4］

　　中国的历史包括辉煌和苦难两大篇章，其厚重感表现为诸多文化作品和题材。我们既要让外国人理解普通中国人自古以来对于太平盛世、金榜题名、世外桃源等梦想的向往；更要让其明白近代史上中国人驱逐列强、民生幸福、天下大同的努力拼搏。要从当前国情和未来趋势来解释“中国梦”。中国当下是一个矛盾的二元社会，既是一个农业国，又是一个工业国；既是发展中国家，又是新兴经济体；既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是东方文明古国。中国的这种多重属性，决定了“中国梦”和中国的未来绝不仅仅是中国的单独意义，而是应该具有世界意义、人类意义。“中国梦”的成功，会对全人类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提供很有价值的借鉴，会成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时代回响。正如美国著名汉学家白鲁恂称，中国是一种文明。世界对中国的期待，就是对中华文明的期待。“中国梦”的叙事，需要超越既有的“东方主义框架”，从而努力提升到超越西方现代化模式、探索人类新文明过程的高度。［5］

　　尤其要通过与西方价值观的缺陷相比较，来适当扩大其他国家的期待值，赋予制度发展的意义。最后是民间层面的解释。中国历来十分重视“公共外交”，不仅有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等专门机构、团体主导，文化部、国家汉办等机构也常年承担着相关职能。尤其是中国2004年设立孔子学院，开始输出汉语，使得运用本国的语言教育进行文化输出，成为了中国当前“公共外交”的基础。［6］

　　但单纯的“公共外交”平台容易陷入西方国家的话语围剿，被定性为是刻意和强势的文化渗透。相对而言，民间层面的类似国际交流却因游离于政策体系之外，减少了对象国的警觉和敌视，影响却更加广泛。依靠网络时代的民间交往，加以一定的引导和扶持，便能够成为加大中国话语传递的有力平台。当前民间交流的形式主要包括留学、移民、旅游、公务出访以及一些跨国的电子通信、信息往来等等，这些人际交流相对政府所主导的活动，往往更无形、更深入对方国家人心，形成社会思潮和文化现象的碰撞。一个突出的例子是，近年来一些反应中国热点社会问题的词汇先后通过人际交流和新闻媒体而进入英语中，如“两会”、“大妈”、“土豪”等词语便相继被收入进《牛津汉语词典》。利用民间交流来传递“中国梦”话语，可谓是最自然和最有效的方式。鼓励民间声音的崛起，不仅能向西方展示一个文明先进、自由开放、充满生机的新世纪的中国形象；还能加强双方社会的直接沟通，以缓和某些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对立情绪。至于如何为民间交流创造条件，主要在于提升交流的自由度和扶持交流的发展。一方面，要充分放开中国与世界的交往，提升公众的言论自由度，允许更多的中外人士就中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发表看法、展开辩论、形成不同的声音；另一方面，有意识地鼓励各行各业人士多参加国际活动，开展广泛的交流，例如专家学者可以更多地参与国际会议讨论，科学家参与国际科考活动，体育运动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际比赛等等。如果像李娜这样在西方国家公众中具有广泛知名度的运动员，能够自然、主动地纳入“中国梦”的解释途径之中，就可能取得出人意料的传播效果。

　　综上所述，“中国梦”国际传播的必要性已是共识，然而在当前国际话语权仍然旁落的前提

　　下，尽可能地避免国际主流话语的歪曲和误解，寻找和制定最有效的传播策略，才是使其发挥影响力、感召力的正确选择。

　　注释：

　　［1］新华网：《2013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综述》，2014年1月2日，http：//nwes．xinhuanet．com/2014－01/02/c－118808998．htm。

　　［2］(保加利亚)伊万·克勒斯特夫：《中国人不会制定规则》，《日本时报》，2013年1月6日。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页。

　　［4］徐纪亮：《当代西方哲学家评传》第1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页。

　　［5］王义桅：《中国梦的世界期待》，《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年12月24日。

　　［6］(日)金子将史、北野充主编：《公共外交：“舆论时代”的外交战略》，《公共外交》翻译组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第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