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加尔通（以下简称加尔通），1930年出生于挪威奥斯陆并在那里完成了他的主要教育历程。1960年创办了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机构，1964年又创建了第一份致力于和平研究的学术期刊《和平研究期刊》，这份期刊被普遍认为是和平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开始的标志。加尔通一生著作等身，誉满世界。除了学术研究工作之外，他还是一位积极的和平践行者。作为联合国及其相关组织的高级顾问，他参加过100多起国际冲突的调停工作。因为他杰出的成就，1993年，加尔通获得“英迪拉·甘地”奖。之后，他还因为成功调解了厄瓜多尔和秘鲁在安第斯山脉地区的领土纠纷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由于加尔通在和平学等相关理论的构建和完善过程中所发挥的无可替代的作用，被学界公认为和平学领域的先锋者和奠基人。鉴于加尔通在和平学的特殊地位，本文选择将加尔通和平思想作为研究对象，对加尔通和平思想及其特点进行归纳和总结。

　　一、加尔通和平思想概述

　　加尔通和平思想内容广泛，思想价值十分丰富。但究其根本，加尔通和平思想无外乎是围绕以下两方面展开研究的：一方面是对传统和平概念进行的扩展；另一方面是其结构主义和平理论的构建。

　　（一）和平内涵的扩展

　　传统意义上的和平概念通常指有组织的、集体性的暴力行为的缺失，这里主要包括人类群体间、国家间、阶级间、宗教派别以及各种种族间暴力的缺失。这种意义上的和平被加尔通称为“消极和平”。加尔通认为这种和平概念远远没有道出和平的真谛，并通过两种假设对其提出质疑。假设一，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竖起高高的城墙，国与国之间不存在任何交流，也就不会有任何暴力行为的存在，这样得到的和平是否是我们需要的呢？代价会不会过于巨大？由此看出，和平的概念应该包含交流与合作等良性互动，而这是传统和平概念所不能给予的。假设二，整个世界处于一个“封建系统”下，超级大国拥有绝对的影响力，而其他国家均是弱小贫穷、缺乏教育并且毫无权势而言，所有的交流活动都集中在超级大国周围，弱小国家完全依存于强国，被剥削，被压迫，却没有任何能力与机会对大国进行有效的抵制。如果以此为代价，大国承担整个系统的和平，那么这样的和平应不应该被我们接受呢？答案当然也是否定的，于是我们了解到和平的概念应该排除一切剥削与不平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加尔通所强调的和平不再是一个只停留在去除直接暴力的最初阶段，而是强调从“消极和平”向“积极和平”的扩展。“消极和平”强调的是直接暴力的缺失，希望用谈判与调解来代替武力手段以解决争端，更加关注的是当下和短期内的和平。而“积极和平”认为“消极和平”所强调的直接暴力的缺失是远远不够的，仅仅排除直接暴力只是实现和平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不消除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就不能消除结构暴力；不形成各文明间、各种行为体间的平等互动，就不能消除文化暴力。“积极和平”更加重视未来、持久、全面的和平，因此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对于加尔通来说，“积极和平”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进程，是一种革命性的变革。它在制度上的要求是文化和平与结构和平，它在个人行为上的要求是通过非暴力手段而不是身体或言辞上的暴力实现和平。①

　　“积极和平”不仅适用于人类社会，还包含人与自然之间的合作共存；不仅要关注自我和他人所有的基本需求、生产、幸福、自由和身份，还要通过对话、参与、整合与团结的方式与自由取代压制，以平等取代剥削，更要谋求一种积极和平文化的建构，以和平的合法性代替暴力的合法性。②

　　（二）结构主义和平理论的构建

　　之所以被称之为“结构主义”，主要源于加尔通对“整体主义”研究视角的强调。“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一直是解释客观世界的两种基本方式。“个体主义”是将一个个的个体作为分析和研究的基点。“个体主义”相信整体是由单个个体所组成，整体的任何属性都能够从某一个体身上找到。因此，对整体的任何解释都可以还原成对个体的解释。个体主义方法论在西方可谓是历史悠久，是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典型体现，在西方学术界占据着相对主导性地位。但这一方法论存在一个缺陷即过于强调对个体以及个体间关系的关注，而很容易忽视个体背后所隐藏的深层的结构性因素。加尔通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加强了对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强调，注重整体的体系环境对个体的制约和影响。两种方法论反映在“非和平产生根源”的问题上呈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趋向：“个体主义”认为产生“非和平”的根源是由具有强大自主性的个体内心所具有的邪恶动机所导致的，而“整体主义”却认为造成“非和平”的原因在于不合理的结构。由于对产生根源的认识不同，因此治疗方法也是不一样的。在“个体主义”看来，有效控制个体的动机和能力，对个体进行适当的引导，同时对个体不良行为进行各种“惩罚”就能够起到维护和平的作用。而对于“整体主义”者来说，破坏和平的各种形式的“暴力”追根求源都是一个结构性问题，从根本上实现和平目标的方法是唯一的，即“改变结构”。1969年，加尔通正式提出了“结构暴力”的概念，强调和平研究应该更加关注产生冲突特别是那些隐性冲突的社会根源。在加尔通看来，“结构暴力”也许并不像直接暴力那样有着强烈的伤害意愿，其作用形式往往也是间接和缓慢的，但其破坏性却是强大的。由此可以看出，至此加尔通已经开始认识到社会结构的重要影响力，其结构和平理论也逐渐浮出水面。1971年，加尔通代表性文章《帝国主义的结构理论》的发表标志着其结构和平理论的基本形成。文中加尔通开始明确表示出对全球结构本身的关注，认为当时世界的两大特征即结构性不平等以及对这种不平等的抵抗。“世界由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组成，而这两类国家内部又可以分别划分出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③

　　无论是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之间，还是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之间，不管是各自的生存条件还是决定其生存条件的能力方面都存在着极大的不平等。加尔通认为这种普遍存在的帝国主义结构关系正是结构暴力的根源所在。对于“帝国主义”，加尔通希望能够在更为广义的层面上而非仅仅局限于经济层面进行理解。“帝国主义是两个集体间一种更为普遍存在的结构关系，应该从一个更加广泛的层面上进行分析，也只有这样，才能对其进行更好地理解。就像天花这一疾病要在流行病的理论背景下进行掌握才会得出更为透彻的理解。”④

　　加尔通的目标不单单是对传统帝国主义分析进行改良，而是在最大范围内以一种创新发展模式对帝国主义进行战略性回应。虽然加尔通致力于打造其结构主义和平理论，但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强调“整体主义”的观察视角并非表明他对“个体主义”分析方法的废弃，而是希望能够实现某种程度的综合，从而达到更客观、更全面地认识问题的目的。加尔通的努力使和平问题不再只局限于关注如何避免战争这一狭小范畴，而是希望能够通过一个更加全面的视角，为和平研究加入更多有关平等、正义等哲学要素，因此加尔通的和平内涵的包容力是巨大的，即致力于消除暴力的直接表现形式又执著于摆脱它背后的结构性支撑因素，以期寻找到构建和平的治世良方。

　　二、加尔通和平思想的特点

　　（一）开放多元

　　与众多学者不同，加尔通对于正式的理论描述和假设试验的兴趣不大。他认为和平学本身就应该是兼容并蓄的，任何对和平有裨益的理论视角、方式方法都应当予以尝试。在加尔通看来，每一种理论范式都有其优点和缺点，每一位学者都有其敏锐之处与蒙蔽之地，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加强对话、取长补短、相互借鉴、促进提高。因此，加尔通的和平思想是开放多元的。加尔通和平思想之所以具有开放多元性，与其个人经历有着密切联系。加尔通的父亲是位医生，因此他从小就有机会接触医学常识。加尔通最初的专业是数学，在获得数学学士学位之后，才开始转投社会学领域。因此，加尔通的学科跨度是其他学者所不能比拟的。另外，加尔通丰富的社会阅历也是其思想呈现开放多元的重要原因。加尔通出生在挪威奥斯陆，后在美国等多个国家有过任教研究的经历，多次参加联合国组织的维和行动；加尔通在早期对甘地有过深入的研究，其现任妻子是一位日本人，因此他对东西方文化都有很好的认知和了解。各种文化的碰撞使加尔通在看待问题时，能够更加全面，也更容易从各种不同的文化中吸取精华以应用于研究。

　　加尔通和平思想的开放多元首先体现在其理论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根据世界形势的变化以及其亲身经历进行不断的学术思考并对自己已有思想进行反思和完善。以“和平”这一本体概念为例，就能充分体现加尔通和平思想的不断充实和完善的发展进程。最初，加尔通在认识到传统和平概念的局限性之后，提出了“积极和平”的概念。将强调和平就是以战争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直接暴力的缺失这一传统和平概念归入“消极和平”，而将包括合作、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经济增长与发展、消灭剥削、平等、公正、行动自由、多元性、动态等十大价值内涵作为对“积极和平”的诠释。和平不应只局限于“消极和平”，更应该是一种“积极和平”。之后，加尔通进一步扩展了暴力的概念，增加了“结构暴力”这一重要组成部分，使暴力不再局限于直接暴力的范畴。至此，加尔通的和平概念演化为不仅要消除直接暴力，更要消除结构暴力。相对于之前的和平概念，这一和平内涵不再只具有价值诉求而是变得更加具体，更容易被人掌握。进入八十年代，通过多年研究和思考，加尔通又认识到“文化暴力”的存在。和平概念又一次得到了完善和扩展：“和平=直接和平+结构和平+文化和平”，即“所有暴力形式的缺失或减少”。随后，加尔通又发现这一定义过于静态，从而提出“和平是用非暴力方式创造性地实现了冲突的转换”。这一定义以冲突为导向，意识到了解冲突以及如何转化冲突对和平的重要意义，以更加动态的方式对和平进行诠释。

　　对东西方文化的综合是加尔通和平思想开放多元的另一重要表现。加尔通作为一个西方人以及多年在欧洲、美国等地的研究执教经历，所受西方文化的熏陶不言而喻；同时，他早年对甘地思想的研究以及日后同日本妻子的共同生活，又使加尔通对东方文化异常向往和钟爱。在这一平台基础上，加尔通和平思想中的许多观点都体现出东西方文化共同作用的特点。加尔通对东西方几种具有代表性文化的宇宙观进行深入的分析，指出各种文化类型在和平建构中的优点与缺点，认为对于和平理论的建构以及和平实现最可行的方法就是多种文化的融合。对于加尔通来说，和平学应该是全球的，这一点在加尔通本人的学术经历以及其所创办的研究机构的设置上都体现的淋漓尽致。加尔通的学术足迹遍布世界各地，最为人所称道的是1977年从奥斯陆大学辞职，对于许多人来说，当自己的心血终于开花结果时，不是享受荣耀而是选择离开让人无法理解，但加尔通却只是留下了“没有人可以在同一个地方当教授超过十年”⑤

　　这句名言，便云游四海开始了对和平学新的探索。加尔通所创办的“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PRIO）”和“超越：和平与发展研究网络(Transcend：APeaceandDevelopmentNetwork)”两大和平机构的人员构成上也可窥见一斑。两个机构都强调研究人员的多样性，吸纳各个专业，各个国家的研究学者。就以“超越：和平与发展研究网络”为例，其研究人员分别来自一百零八个国家，这是任何一个研究机构都无法与之媲美的；同时，这两个机构都为研究人员提供充分自由的学术平台，让每一个研究人员都可以畅所欲言，在不断的思想碰撞中产生新的火花，从世界各地吸纳有利于和平建构的思想与方法。

　　（二）温和折中

　　温和折中是加尔通和平思想的又一重要特征。所谓“温和折中”，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有异曲同工之妙。“温和折中”主要含义在于：在理论范式和理论内容方面，它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单向选择关系，而是可以同时存在，是一种兼容关系。⑥

　　温和折中性要求加尔通努力在各种理论范式之间寻找并建立联系，希望能够从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并进行有机的整合。加尔通在传统和平研究与激进和平研究之间保持恰当的张力，并寻求二者间的最大公约数。在加尔通看来，二者都具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并且希望对二者进行有机的结合，以实现和平构建的目标。一方面，坚持传统和平研究的基本立场，同时兼容激进和平研究的部分观点。传统和平研究将坚持暴力特别是直接暴力的不合法性作为其基本立场。对于这一点加尔通予以坚决地支持；与此同时，加尔通又对传统和平研究中的和平内涵进行扩展，认为和平不仅是没有战争等直接暴力的存在，更是要求对结构暴力与文化暴力的消除并将发展作为和平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一点来看，加尔通和平思想又满足了激进和平研究对公平正义的诉求。而对于激进和平研究所倡导的为了追求公平正义不惜借助暴力手段的观点，加尔通则予以驳斥。由此可见，加尔通和平思想既充满继承与坚守，又富有反思与创新，努力在传统和平研究与激进和平研究之间寻找中间道路，吸收二者的精华并进行有机地整合，为和平学的发展提供动力。

　　即强调分析事物的客观物质基础，又关注纷繁复杂的现象背后主观观念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是加尔通和平思想温和折中的又一体现。在加尔通看来，物质层面的分析与非物质层面的分析并非互为排斥，相互对立，而是可以相互借鉴融合的。两个层面的分析在加尔通和平思想中都分别占有重要地位。直接暴力与结构暴力可以说是加尔通从客观物质层面对和平的思考与探索。直接暴力可以追溯到具体的暴力施行者和承受者，不管是残酷的暴力行为本身还是所造成的伤亡都是一种客观存在，清楚明了；结构暴力的作用形式虽较直接暴力隐蔽和缓慢，但无论是充满暴力潜能的结构设置，还是最终所造成的破坏，也还是一种客观存在。与此同时，加尔通还从客观物质层面提出促进和平的方式方法，比如自力更生政策的推行以及防御性武器的转化等；而文化暴力则是加尔通从非物质层面理解和把握和平的典型表现。文化暴力是指文化中那些由宗教和意识、语言和艺术、实证科学（逻辑、数字）所阐释的，能够用来证明或使得直接暴力或结构暴力合法化的各个方面。文化暴力作用的主要方式是通过改变暴力行动的道德色彩，从错误的变为正确的，以实现暴力合法化的目标。文化暴力概念的提出表明加尔通充分认识到文化、观念等非物质性层面对于理解和构建和平的重要作用。

　　温和折中这一特点还表现在加尔通和平思想的方法论层面。罗伯特·杰维斯指出：“没有一种方法能够持久地维持一种主导地位：每一种方法都抓住了国际政治的重要因素，我们的许多讨论都是关于各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常用的方法不可避免的被过多引用从而引起反对的议论；如果一些重要的方法被忽视太久的时间，学者们将转而使用它，因为国际政治图景变得太不平衡。”⑦

　　加尔通同样认为各种方法间的融通关系至关重要，认为这个世界绝不是非此即彼。加尔通的观点是“如果一种方法在面对新的挑战时表现得并不让人满意，那么我们的反应不应该是对这种方法的完全拒绝，而是应该去搞清楚这一方法在何种条件下有效”，“一种方法可以是不全面的但却不会是过时的。这种态度会产生一种折中的效果，更多的‘即……又……’而不是非黑即白。”⑧

　　温和折中也许不够精密准确，但在很多时候却是一条唯一可行的道路。温和折中一方面要求将各种要素和变量融入分析框架，另一方面要求综合各个学科的长处，对这些学科独具特色的分析方法进行整合。

　　加尔通和平思想方法论层面的温和折中首先表现在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之间的折中。所谓“实证”即强调通过“确切的、经验可感知的方法和手段去认识对象”。⑨“进入具体科学中的实证主义”，“所强调的是对知识增长和理论创作应持理性的、客观的、科学的、实证性的研究途径和分析态度”⑩。实证主义主要有四个核心假设：第一，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不存在本质的区别，又或即使二者存在一定的差异，也不影响其适用相同的方法论与认识论；第二，强调区分事实与价值，遵循“价值无涉”的认知原则；第三，认为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具有可以找寻的规律性；第四，认为经验证实或证伪才是学术研究的唯一衡量标准。11

　　后实证主义兴起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与实证主义的根本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人类作为认识的主体与客体无法截然分开，因此，社会科学也就无法像自然科学一样进行研究；第二，认为事实与价值是无法进行区分的；第三，科学本质上是一种权力构建，具有伪善性，很容易导致自我实现的语言。12

　　加尔通希望能够在二者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取两派之长，弃两派之短。加尔通首先承认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同样存在可以找寻的规律，从而肯定了和平学可以成为科学理论的前景。加尔通认为虽然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存在差异，但并不妨碍对相同方法论与认识论的使用。加尔通不再纠结事实与价值是否能够截然分开，而是公开承认和平学的价值取向即和平。他认为明确公开和平这一价值的存在并不影响和平学科学性的呈现。对于如何避免研究者自身偏好所造成的存在个人偏见的问题，加尔通提出了可行的解决办法即跨学科、跨国家、跨意识形态、跨阶级以及跨性别——各种观点的碰撞与融合会使和平学更加全面、更加全球化。加尔通经常以医学为蓝本来畅想和平学的未来。医学同样从一开始就明确了自己的价值立场更喜欢健康而非疾病。

　　在研究组织方面，二者也十分相似：医学也是一个跨学科、跨国界、跨意识形态、跨阶级、跨性别的研究领域。一个好的医生应该是一个全面手，他要对相关领域都进行比较全面的了解，并且精通一二，同时一个医生不能只对自己国家或是与自己具有相同意识形态、处于相同阶级、同一性别的人群做出奉献，而应该服务大众。加尔通认为和平研究也应该朝着医学发展的方向，在不久的未来实现多元化和全球化。

　　加尔通和平思想方法论层面的温和折中还表现在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之间的折中。社会科学在分析任何事物时通常有两种切入视角以供选择：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两种认识论在对阻碍和平实现的根源性问题的认识上存在不同的看法。个体主义认为和平的破坏主要源于个体恶的动机和行为而整体主义认为社会结构的不合理才是和平无法获得的最终原因。二者的解释都有其合理之处，也都有不完善之点。个体主义过于强调个体的选择动因，因而放弃了对外部结构的解释，整体主义虽然让我们认识到社会结构的制约作用，却又忽视了对个体属性的考量。“两者都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偏见，只有双方努力运用社会信条消除其自身的片面性，只有从根本上把这两种观点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真正使之成为有益的社会科学理论，强调任何一方，而忽视另一方，皆是不客观的，偏见的。”13

　　加尔通将暴力细分为直接暴力和结构暴力。直接暴力是以个体作为分析和研究暴力的基点，有明确的暴力执行者，是指从身体上对人的潜能进行限制，具有强烈的伤害意愿。加尔通正是认识到单从个体主义角度理解暴力是远远不够的，从而提出了结构暴力的概念。结构暴力希望通过整体性把握，认识到社会结构不合理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如何消除暴力同样需要将两种视角进行整合，一方面强调个人发展与个人实现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依靠社会结构的变革实现社会平等与公正的目标。

　　（三）注重实践

　　实践性是加尔通和平思想的又一重要特点。马克思主义将实践界定为人类与外部世界进行物质、能力和信息变换的基本方式方法，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自觉活动。通过实践，人类将自身主观情感、意识等作用于客观世界，使客观世界发生合目的性的转变。实践是一个双向性的活动，在实现主客观、内在与外在尺度不断统一的过程中，不仅客观世界在朝着人类主体性意愿的方向发生变化，人类主体性意愿本身也在自我同外部世界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化中进行合理取舍，不断得以改造、发展和优化。作为人类主体性意愿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科学理论更应该将实践性作为自身的内在品质和根本特征，即要求一种理论应坚持根据实践的变化而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原则。加尔通独特的“资料-理论-价值”理论三角正是其实践性的典型体现。这一理论三角将三种基本的和平研究方法“经验性和平研究、批评性和平研究与建构性和平研究”相结合，在三者螺旋式上升过程中实现几种方法间的借鉴与升华。这一理论三角要求一个和平研究者既要不落入经验主义的束缚，同时又要保有经验研究中对各种规律性认知，针对当下存在的问题进行评估并提出未来蓝图以及可能的和平策略。这从本质上就是要求一个和平研究者要具有实践精神，只有根据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做出反应，提出对策，才有可能实现和平目标。这一理论三角说明加尔通的和平思想从理论构建的初始就具有实践性特点，强调观察世界、并以现实世界检验所构建理论的有效性，同时又适当的抽离现实世界，从更高的角度提出发展蓝图。在这一理论三角的基础上加尔通提出了诊断-预测-治疗三步走的具体和平工作方式。对于加尔通来说，和平研究者与和平工作者是两种并行的身份14。加尔通的和平研究从来没有脱离过对现实的思考：加尔通所创建的和平研究期刊从一开始就涉及很多有关政策导向的问题，并且毫不掩饰的表明其所要创立的和平学的任务是希望通过和平研究为世界进行和平建构提供理论基础。除了纯理论的研究，加尔通也一直针对现实问题的提出具体方案。1964年加尔通就出版了《挪威和平倡议：二十条建议》的小册子，其中这二十条建议包括发展援助、东西合作、军备控制和裁军、扩展后的防御概念等多方面内容。同时，加尔通积极参与到各种冲突调解的和平工作中，并从中获得灵感。加尔通上世纪九十年代所创建的“超越：和平与发展研究网络”就源于1958年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的经历。伴随“超越：和平与发展研究网络”这一组织的逐步完善，其特有的“对话冲突转化方式”也越来越发挥重要作用。这一对话方式强调对话的重要作用，努力扩展冲突各方可接受的认同范围。这一方法有赖于训练有素的和平工作者。和平工作者分别与冲突各方进行一对一的直接对话，将冲突各方间剑拔弩张的谈判变为心平气和的对话，并在心平气和的对话中实现创新。通过对话，冲突各方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对方的担心和希望，这里的关键并不是要求冲突各方放弃各自的原有目标，而是对原有目标有更加深入的认识，从而为各方扩展新的认知空间，在新的认知空间中找到各方可以接受的共同点，从而缓解各方的忧虑，满足各方的诉求。由此可以看出，实践性在加尔通和平思想中不仅具有认识论、历史观、价值论的意义，更是加尔通本人的一种思考方式，是在和平研究与工作过程中的一种自觉运用和本色表达。

　　三、小结

　　加尔通的和平思想，开阔了和平学的研究思路，丰富了和平学的研究内容，推进了和平学的研究进程。从某种程度上讲，加尔通和平思想本身就是一部和平学的发展史，我们可以支持他的观点，也可以质疑他的观点，但却无法绕开他的观点。他的研究必将成为一种基石和导向，在和平学的发展脉络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