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俄罗斯副总理罗戈津表示，俄方将停止向美国出口发射军事卫星所需的火箭发动机。这是4月28日美国宣布对俄实施新一轮经济制裁后，俄官方首次采取反制行动。美欧对俄制裁会否再升级，端视俄会否“扰乱”乌克兰5月25日的总统选举。在后冷战时期，阵营分明且涉及世界性大国的制裁较量仅此一例。

　　自从一战后经济制裁正式登上国际外交舞台以来，美国逐步成长为“制裁帝国”。有学者做过统计，在1914年至2000年的174例经济制裁案例中，美国参与的制裁有109次，占比高达63%。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制裁案例曾呈现“爆炸式”增长。经济制裁的形式也从以贸易禁运、经济封锁为特征的全面制裁，演变成针对关键个人或公司、团体的所谓“聪明制裁”或“定向制裁”。

　　至于经济制裁是否有效，向来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3位学者研究的结果是成功率为34%，而美国芝加哥人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佩普的结论是不足5%。经济制裁“进化史”。

　　经济制裁最R.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公元前432年，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颁布“墨伽拉法令”，禁止提洛同盟与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的贸易，由此引发伯罗奔尼撒战争。白那以后一直到19世纪，经济制裁往往是战争的先导或什随品，最知名的就是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时期针对英国的“人陆封锁”。一战后，秉承理想国际主义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首次公开倡议把经济制裁作为战争的“替代手段”。1935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国联祭出制裁大棒但最终草草收场。这次制裁失败使威尔逊以经济制裁替代战争的美好愿景轰然倒塌。直到二战爆发，经济制裁依然带有战争风向标的特征，比如1941年7月美国对日本实施包括资产冻结、贸易禁运在内的经济制裁，数月后，日本偷袭珍珠港引爆太平洋战争。

　　经济制裁真正表现出独立于战争的特征始于二战结束之后。由于二战结束不久国际政治格局即走向冷战，经济制裁随即被当作两大阵营战略博弈的利器。但囿于冷战的对抗性，美苏两国制裁大棒更多地砸向两大阵营之外的所谓“中间地带”，比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对巴西、智利等拉美左翼掌权国家的制裁，苏联1958年对芬兰的制裁等。但在冷战期间，美国也把制裁矛头直接指向苏联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在两大阵营内部，美苏也都对自己的盟友挥舞过经济制裁大棒，尽管原因各不相同。1968年，苏联对“政治不正确”的捷克斯洛伐克实施过经济制裁，1956年美国对英法军事进攻埃及实施过经济制裁，1948年美国对阻挠印尼独立的荷兰也曾威胁进行经济制裁。

　　经济制裁再一次表现出“独立性”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后冷战时期的经济制裁褪去了美苏争霸的色彩，表现出更为“纯粹”的大国外交工具的特征。也正是因为没有了冷战对抗的掣肘，1990年代国际上的经济制裁案例呈现“爆炸式”增长，1990年代甚至被称为“制裁10年”。1945年至1990年，联合国安理会只实施了两次制裁行动，分别是针对罗得西亚（现津巴布韦）和南非，但在1990年代的10年间，联合国安理会制裁行为增加到12次。在此期间，美国的对外制裁更是多达50次。经济制裁案例猛增的原因莫衷一是，但相对一致的看法是经济制裁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外交功能，比如阻止内战、防止人道主义灾难、保护少数族裔等弱势群体、打击恐怖主义以及推广民主和人权等。

　　直到1990年代，经济制裁所导致的人道主义问题，从未进入主流国际视野。1990年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所采取的经济制裁引发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成为经济制裁“进化史”上一个标志性事件。就经济制裁导致大量42%。

　　全世界42%的人口在美国经济制裁阴影下的时期，也正是美国挟冷战胜利余威权力膨胀到顶峰的时期。美国在这一时期频繁挥舞经济制裁大棒，一方面是因为权力在国际上没有了制衡，另一方面也与美国国内体制有关。从国家战略层面看，冷战期间美国对外制裁有一个总的指导原则，那就是服务于冷战。但后冷战时代，美国的制裁行为至少在官方层面不再具有类似的指导原则，这是美国对外制裁行为随意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美国国内体制层面看，与对外宣战需要获得国会授权不同，美国总统宣布对外经济制裁无须获得国会授权。1917年的《敌国贸易法案》、1969年的《出口管理法案》、1977年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以及9·11事件后通过的《爱国者法》等，都在法理上赋予了总统几乎不受限制的对外制裁权力。与此同时，美国国会也享有相当大的对外制裁权力。与总统不同的是，国会的制裁更多地针对如违反人权、宗教迫害、政治迫害、核不扩散等特定议题。也就是说，美国国会可以根据自我设定的“标准”，以“按图索骥”的方式框定制裁对象。而从历史记录看，美国国会发起的对外制裁数量丝毫不逊于美国总统。

　　一般来说，对外经济制裁属于国家行为，但美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地方权力机构也广泛地参与到对外经济制裁行为中。美国地方政府从1980年代末开始介入经济制裁问题，在针对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制裁行动中，美国有23伊拉克儿童死亡的现象，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加利指责经济制裁为“钝器”，引发“道德问题”。也是从那时开始，全面的经济制裁逐渐被针对特定个人和团体的“聪明制裁”或“定向制裁”所取代。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学者彼得·鲁道夫表示，全面经济制裁惩罚的是大众，现在已经污名化，失去了合法性。把目标对准“有罪”的个人和精英的定向制裁，成为规避伴随全面制裁而产生的道德困境的替代选择。鲁道夫认为，这种“微观模式”基于这样一种假定：不同的制裁行为对不同的利益集团的影响程度不同，制裁的目的是为了改变被制裁国精英阶层内不同团体的利益盘算，从而对政策改变施加压力。

　　美国曾制裁半个世界

　　某种程度上说，美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历史，就是美国成长为“制裁帝国”的历史。美国对外挥舞制裁大棒频率的变化轨迹，几乎就是美国权力壮大、膨胀以及萎缩的过程。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统计显示，在1914~1944年、1945~1969年、1970~1989年这几个时段，国际上分别有16例、47例、75例经济制裁，其中美国对外经济制裁案例分别为8例、28例、54例，美国占比分别为50%、59%和72%。在1990年代的“制裁10年”期间，全世界经济制裁案例总数为66例，美国为50例，占比进一步提高到76%。克林顿总统第一任期的4年内，美国对35个国家实施了经济制裁，这些被制裁国的人口加总多达23亿，占当时世界总人口的个州以及80个城市参与其中。纽约市在1997年甚至以宗教问题为由把包括古巴、埃及、印尼、独联体国家等在内的数十个国家列为制裁对象。

　　美国对外制裁行为的另一个独特之处是，把制裁对象扩展到与被制裁对象相关的第三方，即所谓的“次级制裁”。美国的“次级制裁”频频引发美国与盟国之间的矛盾，被指责为行使“治外法权”。“次级制裁”最具代表性的是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的针对古巴的《赫尔姆斯-伯顿法案》，以及针对伊朗和利比亚的《伊朗-利比亚制裁法案》。这两个法案的共同点是对向古巴、伊朗和利比亚某些领域进行投资的第三方国家的公司实施制裁。当时这两个法案惹恼了美国的欧洲盟友，在时任欧盟贸易专员列昂·布里坦的力推下，欧盟还为此专门通过了法案，禁止欧洲的个人和公司遵守美国的这些法案，并为此还将美国告到了世贸组织。2003年布什政府时期，美国以向伊朗出口导弹相关技术为由制裁中国北方工业公司，也属于“次级制裁”。

　　从对外制裁案例数量来看，美国在经历了布什政府时期的新一轮爆炸式增长后，基本保持在原有水平上。奥巴马政府时期，除了最近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美国的对外制裁行为几乎没有增加，针对伊朗、叙利亚的制裁也只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加码。值得关注的是，美国虽然频繁使用经济制裁手段，但对经济制裁的目标诉求事实上在不断收缩。冷战期间，美国多次对外制裁行为都承担“政权更迭”的功能，这一点在对拉美左翼政权的制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冷战结束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美国对外制裁的目标更多地着眼于“政府行为改变”。2003年朝核危机爆发之初，布什政府曾公开表示经济制裁的目的，就是要在朝鲜实现“政权更迭”，但很快将这一表述改为“政府行为改变”。

　　对俄制裁会否奏效

　　2014年5月6日，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丹尼尔·格拉泽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的经济制裁对俄罗斯已经产生了影响。他还列出一系列数据，称俄股市下跌了13%、俄央行注入500亿美元稳定卢布、今年俄资本外流将多达1300亿美元等。金融制裁被称为“聪明制裁”中的杀手锏，美国对俄祭出的正是这一招。但从经济制裁成功的历史和逻辑来看，造成经济损失与制裁成功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换句话说，那些被美国圈定的制裁对象或公司遭遇利益受损，会否以及如何导致俄罗斯国家政策行为的改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而即使俄罗斯最终做出妥协或让步，也不能完全证明与美国的制裁行为直接相关。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显示，在1945~1969年、1970~1989年、1990~2000年这3个时段，美国对外制裁的成功率分别是50%、31%和29%。也就是说，虽然美国对外制裁的次数在增多，但制裁的效用却在递减。美国罗切斯特大学教授斯坦利·恩格尔曼解释称，全球化强化了国际贸易联系，这种联系的增强，一方面使得经济制裁成为更具吸引力的外交手段，同时也增加了规避经济制裁的可能性，从而弱化经济制裁的效力。对于美国来说，制裁效用降低的一个关键原因是，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相对地位在下降，美国及其盟友已经失去了在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领域部分的影响力。更为关键的是，在后冷战时代，美国针对大国的经济制裁案例中，还没有最终迫使被制裁对象彻底妥协的先例。

　　美国塔夫斯大学政治学教授丹尼尔·德茨纳，在研究经济制裁历史的基础上，发现了“制裁悖论”现象。这一现象是指，针对对手的制裁要比针对盟友的制裁数量多，但针对盟友制裁的成功率要比针对对手的成功率高。此外，当制裁实施国预期将与被制裁国频繁发生冲突时，实施制裁的可能性更大；但另一方面，被制裁国对与制裁实施国之间冲突预期越高，做出妥协的可能性就越小。依此逻辑，俄罗斯至少在理论上不太可能向美国的经济制裁屈服。因为作为竞争对手，俄罗斯的妥协可能会成为影响未来与美国较量的战略负资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绝不会做出妥协。历史地看，那些不危及国家领土、国家安全以及体制安全的制裁更有可能取得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说，俄罗斯对美国经济制裁做出妥协的外部条件，很可能是乌克兰局势的发展不逾越俄战略安全认知的底线。

　　当制裁实施国预期将与被制裁国频繁发生冲突时，实施制裁的可能性更大；但另一方面，被制裁国对与制裁实施国之间冲突预期越高，做出妥协的可能性就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