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绪论

　　近来，针对东北亚的国际合作体制，韩国国内各界一直在进行各种探讨，但由于多种原因，得到东北亚各国认同并愿意共同推进的这样一种体制至今尚未出现。为此，朴槿惠政府开始针对东北亚的“亚洲悖论”，提出了“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按照《韩国语辞典》中的解释，这是“针对未来想要实现的事情，思考如何界定这件事情的内容、规模以及实现方法等”的“构想”的阶段。相关机构和学者通过学术研讨会等多种途径不断地分析、探讨这一“构想”的实质和内容，以及实践它的政策；同时，朴槿惠总统也在不断向周边有关国家介绍该“

　　构想”，寻求认同。

　　本文旨在从肯定、发展的角度，将朴槿惠政府的“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具体化、理论化，以此来探索得到东北亚各国一致认同且可实践的国际合作体制。

　　二、朴槿惠总统的“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的提出

　　2013年11月，韩国青瓦台网站主页国政课题127号一“信赖外交推进战略”第1项提出了“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和欧亚大陆合作扩大”，并附言说明：“东北亚两国之间的矛盾结构，通过多边相互合作的框架来缓和，并与欧亚大陆合作联系起来，在半岛和东北亚区域内共同推进信赖构建和经济合作。”外交部网站上没有将“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作为韩国的外交政策目标之一，2013年3月，外交部工作报告附件3“工作报告概要（其他事项）”的第2项提出：“随着区域内各国相互依存关系的不断深人，东北亚国家间双边层面的不信任和矛盾持续得不到缓和的亚洲悖论现象应该予以克服，并进一步将其转变为信赖和相互合作的关系，构建区域内各国间的信赖机制，寻求可持续的和平发展。通过与核心利益当事国的‘双边和小多边’协商进程，促进协商和纽带关系的确立，以此为基础，构建东北亚和平合作的机制。”？

　　朴槿惠政府的“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要从“构想”阶段跨人政策实践阶段，还需要加人具体的步骤、内容、目标等，但我们可以找到从现阶段的“构想”发展为将来的“政策方向”的线索，探索目前的“构想”阶段考虑不到的问题，或是在进人实践阶段进程中的发展方向，这同样意义重大。

　　首先，为了判断“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的水平，我们从朴槿惠总统2009年5月斯坦福大学的演讲、2013年3月《第十八任大统领职引受委员会白皮书》、2013年5月美国议会的演讲、2013年6月《中韩未来发展共同声明》等的内容，初步勾勒出构想的框架，同时也注意观察国内外和专家的评价。

　　2009年5月6日，当时还是国会议员的朴槿惠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演讲，她指出，“构建一个美国也加人，中国也加人，韩国、朝鲜和俄罗斯、日本等相关国家全部加人，并且由这些国家达成一致的东北亚和平政策推进多边安全进程（amultilateralsecurityprocess)以构筑东北亚和平体制（alastingregimeofpeaceintheregion)。在相比临时性会谈更加有效的框架内，建立—常设的东北亚和平合作体（NortheastAsianbodyforpeaceandcooperation)。

　　如果在这个框架内，强化相互交流合作，建立经济共同体、安全共同体，那么在解决像朝鲜核问题这样的悬案时，就能够超越有限的‘消极和平’，构建东北亚和平和繁荣的‘积极和平’”。？此次演讲的内容成为此后朴槿惠政府极具代表性的外交政策——“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

　　由此，笔者认为朴槿惠国会议员的“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将要经过东北亚和平合作机制(regime)—东北亚和平合作体（body)―东北亚经济共同体（community)东北亚安全共同体(community)的步骤发展，逐渐走向制度化，加人国仅限于美国、中国、韩国、朝鲜、俄罗斯、日本及有关国家，首要的议题就是经济（共同体）和安全（共同体）。这一阶段的构想中几乎没有体现与非传统安全或人类安全等的关联性。

　　2013年3月发行的《第十八任大统领职引受委员会白皮书》把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的目标确定为“将东北亚地区内的双边矛盾结构转换为多边合作框架”。对于推进战略，该书指出，“在初期阶段，有效利用每年举行的多边会议等，与在东北亚和平和稳定方面拥有共同利益的国家一起努力，为了推进‘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扩大共识，从恐怖主义、毒品走私等非传统安全热点和经济、社会交流等易于合作的领域起步，寻求一致、共同发展。与有关国家之间的合作稳定后，首先将以多边会议为契机同时举办‘东北亚和平合作外交长官和首脑会议’。随着加人国间信赖的加深，政治安全议题化等东北亚和平合作将逐渐实现制度化”。②根据《白皮书》，“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的参加国范围没有限定，以国家而非民间为执行者，议题涵盖非传统安全热点和经济、社会交流等短期议题和政治安全等长期议题，制度化的水平计划设定为共识形成—信赖加深—制度化三个阶段。但对构想实施的时间表则未有涉及。

　　朴槿惠就任总统后，出国访问的第一个国家是美国。2013年5月8日，她在美国议会上下两院联席会议上演讲时指出：“未来亚洲新秩序取决于我们如何管理。区域内各国间经济依存度不断增加，但在政治、安全合作领域存在落后的所谓‘亚洲悖论’现象”。“为应对这一挑战，我们期待各国共同推进‘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aninitiativeforpeaceandcooperationinNortheastAsia)”。同时，她还指出，现在“包括美国在内，所有东北並国家须从环境、气候变化、核安全、恐怖主义应对等软安全问题的对话与合作开始，以此来积累信赖并逐渐扩大其他领域的合作范围，开启东北亚多边对话进程，这样的时代已经到来”。？与斯坦福大学的演讲相比，此次内容看不到对制度化顺序的认识，给人一种“东北亚多边对话进程”就是“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的印象。另外，多边对话对象虽然包含了美国，但没有提及其他国家。值得注意的是，朴槿惠总统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偏重于经济和安全，而在美国议会的演讲将“环境、气候变化、核安全和恐怖主义应对等软安全问题”放在首位。此次演讲内容“表达了举办以美国、中国、俄罗斯和曰本等东北亚区域内国家为中心的，旨在促进‘东北亚和平与合作’的高级会议的愿望，从非传统安全领域开始，逐渐扩大合作范围，那么将改善现有多边会议机制，最终实现制度化”，②如果这样来概括的话，那它还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存在。

　　2013年11月14日，朴槿惠总统在“国立外交院50周年纪念全球会议”上致辞时说道：“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就是，区域内各国从微小但有意义的合作开始，建立相互信任的机制并逐渐扩大这种合作传统，消除不信任和对立。从核安全、气侯变化、自然灾害、网络合作、防止洗黑钱等软热点问题开始，扩大对话和合作，逐渐扩大其范围。”③这样重复陈述过去所表明的内容，就证实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尚处于起步阶段。

　　三、中美两国对于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的反应

　　2013年5月7日，韩美两国在《韩美同盟60周年纪念共同宣言》中没有直接提及朴槿惠政府的“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仅称两国正在为共同探索构建东北亚和平合作时代的方案而准备着：“……以牢固的韩美同盟为基础，我们……正为共同探索在东北亚地区构建和平合作时代而准备。……我们还将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清洁能源开发、能源安全、人权、人道支援、开发支援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原子能安全、核不扩散、网络安全和打击海盗等领域加强合作。”这是朴槿惠政府的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涉及的议题，也就是说，它只是表明将在非传统安全和人类安全领域内加强合作，并非是对朴槿惠政府的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的直接支持。

　　朴槿惠总统就任后访问的第二个国家是中国。2013年6月27日发表的《韩中面向未来联合声明》提及朴槿惠总统的亚洲悖论，同时表明了中国原则上支持“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的立场，形成了比《韩美同盟60周年纪念共同宣言》更进一步的共识：双方一致认为，当前亚洲地区经济发展和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但政治安全合作相对滞后，特别是对最近因历史问题，区域内国家间对立和互不信任加深的不稳定情况持续存在表示担忧。双方商定将共同致力于实现构建域内信任与合作的共同目标。在此背景下，中方对朴槿惠总统提出的“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予以赞赏和原则支持。①

　　由上述可知，中国只是对朴槿惠总统的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表明了原则上的支持，但两国并没有提及合作议题或制度化水平等具体问题。笔者认为，中国之所以表明支持的立场，是由于中国追求构建区域内信赖和合作的立场与韩国的“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的宗旨是一致的。

　　另外，《韩美同盟60周年纪念共同宣言》和《韩中面向未来联合声明》的合作领域并不限定在东北亚，而是包含全世界范围的问题，但相比而言，后者更为体系化，且更侧重非传统安全：

　　双方一致同意，共同致力于增进地区安全，实现共同繁荣。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国际恐怖主义、网络犯罪、毒品、海盗、金融经济犯罪、高科技犯罪、核能安全等威胁国际社会安全和人类福祉的各种跨国性问题上加强相互合作。②

　　除《韩中面向未来联合声明》夕卜，中韩两国还发表了《充实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动计划》，将韩中日三国的合作具体化：双方将从战略高度和长远A度看待韩中日三国合作，双方一致认为，在此前合作成果的基础上构筑三国间的互信十分紧要。由此，双方商定，探讨稳定发展三国合作机制，加强三国合作秘书处的职能作用。双方将推动经济一体化作为三国合作的未来方向，加强可持续发展合作，在扩大人文社会交流及地方合作的同时，为三国和地区的和平、稳定、繁荣作出更大贡献。③

　　韩中两国提出，将把历史研究问题作为促进中韩交流合作的主要要素：

　　双方决定，增进历史研究方面的相互交流与合作，努力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贡献。与此相关，双方决定，鼓励两国学术界在史料发掘、查阅和研究等方面开展相互交流与合作。①

　　双方一致认为，历史研究问题与海洋划界、渔业问题构成三大“主要悬案”，需共同努力使其有助于增进双方关系。对此，第一个例子就是，2013年11月14日，在韩国国立外交院成立50周年纪念学术会议致辞中提出韩中日三国共同编辑出版东北亚历史教科书。

　　如上所述，朴槿惠总统向美国和中国介绍了“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但仅得到美国的消极理解和中国原则上的支持，并没有得到两国对该构想的实质和具体内容的理解和支持。对于日本，由于韩日两国对历史问题的对立，至今没有介绍该构想的机会。

　　四、韩国各界对“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的具体化

　　2013年5月10~11日，韩国国立外交院在江原道原州市举办了“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研究项目首届研讨会”，会议邀请了相关研究人员和外交部有关人士，就“赫尔辛基进程的评价和为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赋予的含义，历届政府的东北亚合作进程评价和未来推进方向，未来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的课题和推进方向”进行了深人、广泛的探讨（国立外交院网站）。据说，针对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具体化的问题，2013年9月下旬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小组。研究小组再次表明“构想”尚处于“构想”阶段，距离理论或政策阶段还有一段距离。下面将通过2013年9月5日世宗研究所举办的“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学术会议上各位参会者所发表的论文，分析朴槿惠政府的“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的内容和方向，并指出其中一些问题。

　　1.合作议题

　　韩国历届政府都提出了各种东北亚多边安全体制构想，如卢泰愚政府的东北亚和平协议会(consultativeconferenceforpeaceinNortheastAsia，1988年10月）、金泳三政府的东北亚安全对话（NortheastAsiansecuritydialogue，NEASED，1994年5月）、金大中政府的东北亚多边安全对话（1998·1999年）、卢武铉政府的和平与繁荣的东北亚时代构想、李明博政府对此则没有认识。②另外，除韩国外，还有日本外相中山太郎提议的东盟地区论坛（ASEANRegionalForum，ARF，1993年），美国国务部支援的东北亚合作对话（NortheastAsiaCooperationDialogue，NEACD，1993年），作为非政府安全对话合作论坛的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ouncilforSecurityCooperationinAsia-Pacific，CSCAP，1994年），中国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ShanghaiCooperationOrganization，SCO，2001年），以及日本鳩山由纪夫总理的东亚共同体（EastAsiaCommunity，EAC，2009年）等等。

　　世宗研究所安全战略研究室室长李相泫认为，“东北亚合作体制的构想在韩国的所有历届政府都占据重要位置，大多是基于多边安全合作所提出的构想”。②

　　韩国外交部副部长赵兑烈指出，在东北亚地区“有很多非政治、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需求”。他主张，以“构建火山爆发和地震等自然灾害引发的共同灾害应对体系，渔民的海难事故共同搜救，禽流感等传染疾病的防扩散，原子能安全等的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物流、海关和租税合作等”软热点问题为主，促进多边对话和合作。③他认为，如果这种多边对话和合作的“习惯”得以形成，那么，自然而然的，象征传统安全的地区安全的对话机制也将实现。④

　　釜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崔刚指出，“跨国犯罪（transnationalcrime)、环境、气候变化、能源、灾害/灾难、疾病、核安全和网络恐怖主义等非传统跨国热点问题，即软安全问题的协商、合作应置于首位，培养以这些热点问题为中心合作的习惯和信任，并逐渐转移、扩散到硬安全问题上”。⑤他主张分阶段实现软安全合作和硬安全合作，同时认为，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所寻求的安全“需致力于扩大安全领域，是全方位的、包含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模式。要以对区域内所有国家造成影响的问题为中心开展合作，实现共同安全，强调区域内各国的责任和贡献，以合作安全为基础”。？他指出，“安全的各个层面结合在一起，解决手段和方法互相融合并发挥效果，并向着状态而不是zero-sum状态发展。从这种角度来说，这一概念可以发展为一个新概念——复合安全（complexsecurity)，它具备这种可能性和扩张性”。⑦也就是说，崔刚向我们展示了一种矛盾现象，从时间层面来看，软安全和硬安全是有先后之分的，但如果抛开时间因素，那么他主张同时包含硬安全和软安全的复合安全。他还进一步提出，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能够引导实现自由、民主主义、人权和市场经济等价值”，“也许有些区域内国家会有意见”，但“自由、民主主义和人权等价值拥有普遍性，从这个角度来看，任何国家都无法否定或反对”，⑧揭示了区域内有些国家对是否参与犹豫不决的心态。

　　另外，高丽大学李信和教授在另外一篇文中指出，在由韩国、朝鲜、中国、俄罗斯和日本组成的东北亚地区，“同时并存着19世纪类型的安全威胁和21世纪类型的安全威胁”，①它将成为热点地区，即非传统安全领域分为跨国威胁、国内外威胁或“国内外联动”（intermesticlinkage)威胁和国内威胁。②第一，大规模杀伤武器（WMD)的扩散、恐怖主义、跨国犯罪团伙、国际毒品走私等跨国威胁会造成人员伤亡或难民问题等人道危机状况，与国家安全和人类安全休戚相关；第二，国内外威胁是由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相互作用发生的，如贩卖人口、非法移民、环境污染、艾滋病（HIV/AIDS)、SARS等。他指出，随着产业化的飞速发展，东亚地区面临着海洋污染、沙尘暴、酸雨等跨国性环境安全问题。第三，国内威胁是指一个主权国家内国民的安全，如政治迫害、社会动荡、民族纷争、贫困、贫富差距和粮荒等。李信和将与非传统安全有关的地理领域分为三个，但没有指出软性议题、硬性议题和人类安全问题。

　　2.地区范围与加入对象

　　对于“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的加人国，众说纷纭。韩国外交部副部长赵兑烈认为，“要对美国、日本、中国、俄罗斯4个核心利益当事国之外的国家敞开大门，如果加人国之间达成一致，则区域外国家可作为观察员国加人”。朝鲜“努力引导其从初期阶段便加人进来，即使朝鲜对此没有做出积极的反应，也仍对其敞开大门”。③

　　这种见解表明，“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以包含美国在内的日本、中国、俄罗斯、蒙古等区域内所有国家的加人为前提，同时也为欧洲、东南亚国家等区域外国家的加人和合作赋予了可能性，从这个角度来看，该构想具有“开放式区域合作”（inclusiveopenregionalcooperation)的性质，而非“封闭式区域合作”（exclusiveclosedregionalcooperation)。④但是，与以往关于多边安全协商或合作的探讨一样，崔刚也认为这并不以朝鲜的同时加人为前提。

　　梨花好大学朴仁辉教授将加人国范围进行具体划分，认为正式成员国为韩国、朝鲜、美国、中国、日本、俄罗斯、蒙古7个国家，东南亚主要国家（印度尼西亚、越南等）、澳大利亚、加拿大、欧盟，甚至联合国这种国际机构等都可以作为观察员国或其他形式的成员。⑤从地理区域划分上，美国并不是区域内国家，但从功能层面或国际力学层面上将其纳人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的范围内，这对其他国家的加人将产生不小的影响，而且对区域内议题的选择也将引起不少问题，总之，美国是否加人将对“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的本质带来很大的影响。

　　3.行动主体

　　以往韩国历届政府的东北亚合作体制构想大多仅依赖政府层面的官方机制，忽略了非政府的民间力量。

　　崔刚指出，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没有局限在国家或政府为中心的合作，而是探索多个行动主体多层面多角度的开展合作”，致力于打造“新东北亚时代的复合型合作网络和文化”，将合作的主体界定为‘多个行动主体’。崔刚强调非国家行动主体的作用，认为“要与国家间、政府间的接触和对话并行，加强市民社会和团体间的接触，扩大信赖的底线。尤其要强调非国家(non-state)行动主体的作用。当国家间或政府间出现困难的时候，非国家行动主体将营造解决这一困难的氛围，另外，对政府提出更加长期的规划和课题，改变把所有精力集中在悬案上的传统，面向更加长远的未来，期待他们能够发挥提供可合作机会的作用”。②这是仅针对非国家行动主体间接触的评价，但缺乏包含国家行动主体和他国非国家行动主体间接触的公共外交功能和效果。

　　朴仁辉强调国家和市民社会（或非国家行动主体）一起努力，双轨推进的必要性，不同国家市民社会的存在与否和作用不尽相同，他认为这有可能成为实践东北亚构想的阻碍因素，③同时他还提出了非政府行动主体的5年路线图。他指出，非政府行动主体或市民社会在准备期(2013年）要“扩展国内外共识，确保多个加人国，发展理论”，在起步期（2014年）要“通过东北亚学者会议，以NG0为中心或与国际机构有关的会议等扩大共识”，在成果期（2015年）要“为了创造作为东北亚人（NortheastAsian)的本质而大力推进各种民间努力”，在落实期（2016~2017年）要“以东北亚地区内民间行动主体为中心，探索构建多样化网络体系，使这种网络体系成为加强东北亚和平合作文化的良性循环结构”。④但是，我们不禁要质疑，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非政府行动主体能否取得这样的成果，另外，对于管理并推进非政府行动主体的行动的主体是什么也没有提及。

　　4.推进战略和方式

　　与上述一些韩国学者试图将国家和非国家行动主体包含在行动主体内相比，韩国外交部副部长赵兑烈似乎对此缺乏理解，将其限定为国家。因此推进战略也表现为由国家（政府）主导。对于作为行动主体的国家的扩大方式，他认为要“灵活运用现存的双边和小规模多边机制，选择渐进的、开放式的扩展其外延的方式”，“通过与美国、日本、中国和俄罗斯的双边协商，增进对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的理解，加强共识，另一方面，协调并灵活运用韩中日、韩美日、韩美中、韩朝俄等多种形态的迷你多边协议体……在这个过程中挖掘能够创造出明显成果的议题，进一步扩大这种理论的外延，不断扩展合作的幅度和参与的范围”。？另外，对于推进速度，赵兑烈指出，“设定一个短期课题或目标，是进化概念的过程导向型政策而非追求推进速度的政策。与短期内取得明显的成果相比，更有效的方式是用舒适的速度，使所有利益当事国参与其中并且表现出合作意向。合作的水平取决于加人国间信赖构建的程度，在所有国家都能接受的前提下，发挥推进战略的弹性”。②这并不是在总统5年任期内能够实现的。

　　另外，对于推进方式，崔刚主张从软安全热点问题开始，逐渐扩大至硬性安全热点问题。他说：“将软安全（softsecurity)热点问题的协商与合作放在首位，培养以这种热点问题为中心的合作传统和信赖，逐渐转移扩散至硬性安全（hardsecurity)热点问题。”③“通过以软安全问题为中心的功能性合作，消除区域内成员国之间存在的不信任和质疑，培养互信，逐渐扩大合作范围，从多层次（multi-level)、多元化（multi-dimension)角度，确立信赖的文化、合作的习惯和新的区域同一性，最终在东北亚区域内构建可持续的和平、稳定、繁荣的框架和基础。”④

　　朴仁辉评价称，目前关于安全的话语“侧重于所谓‘先易后难’式的机能主义接近……较困难的和关系到对方国家敏感国家利益的热点问题以及探讨方式被尽可能的往后推延，先处理能够引起共同关注的人类安全、社会安全和经济安全层面的热点问题的方式得到强调”。⑤他认为，“东北亚构想没有事先设定特定目标的制度完结性，从这个角度来看，以软热点问题为起点，阶段性发展，与追求硬性热点问题合作的机能主义型方式有所区别”。？李相泫也认为现阶段的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选择从容易的、机能主义型热点问题出发的战略，可是现有的“先易后难”式机能主义型方法有一定的限制，因此必须得到区域内主要国家最高决策者的政治战略决定支持。朴仁辉和李相泫在反对今后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的机能主义接近方法方面意见一致，但对于现阶段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是否属于机能主义却各持己见。

　　5.机制与制度化

　　韩国外交部副部长赵兑烈称，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不是事先设定了一个短期课题或目标而推进的政策，而是涵盖进化概念的进程导向型（process-oriented)政策”。⑧这令人觉得，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不是以长短期制度化或共同体形成目标。他认为，“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不过就是为了解脱面临信赖危机的东北亚的困境，建立合作和对话的习惯和惯例，构筑信赖基础设施的”。①由此看出赵兑烈在思考“习惯和惯例”或“信赖基础设施”程度的机制。

　　崔刚认为，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的“目标是从多层次（multi-level)、多元化（multi-dimension)角度，确立信赖的文化、合作的习惯和新的区域同一性，最终在东北亚区域内构建可持续的和平、稳定、繁荣的框架和基础”，②“要通过阶段性的、渐进式的推进，扩大并加强合作，将会晤和对话作为制度确立下来，最终通过制度化实现全面安全协商，构建合作体”。③但他评价道，我们无法确定繁荣的框架和基础是否恰恰意味着安全协商和合作体等的制度化，而且该构想是对于是否将“某种状况当作‘令人期待的最终目标’（desirableendstate)”尚未明确规划的、未完成的构想。④

　　朴仁辉认为，构想的长远目标是“东北亚区域内各国间的文化（culture)和惯例(convention)的扎根”，短期目标是“5年内促进实现‘东北亚首脑会谈’和‘东北亚和平宣言’（暂定)”。⑤同时，他认为这是“一种共同体式的构想，能促进使东北亚区域内国家间合作和共存的文化的出现”，？同时，“它还是重视阶段性成果积累的‘过程中心式’构想”，“没有提前假定制度化水平，根据阶段性成果的结果，自然而然的、循序渐进的提高制度化水平”，⑦他主张这样一种进程式的方式。朴仁辉还为今后5年规划了一张路线图，在作为起步期的2014年，签署东北亚网络安全协定、东北亚气候变化协约和东北亚灾害救助协定；在作为成果期的2015年，举办东北亚首脑会议，发表东北亚和平合作宣言；在作为落实期的2016~2017年，定期举行首脑会议（或外交部部长会议）和设立首尔事务局（或对话窗口）等，来逐渐提高制度化水平。⑧这一路线图确实是极其高速的制度化水平，而非循序渐进式的。

　　李相泫以过去卢武铉政府的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制度化为例指出，“如果在一开始过度强调‘制度化’（首脑会谈作为制度确立），那么将有可能引起有关国家的警慑心，反而出现相反的效果”，朴槿惠政府的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提出了一个短期目标，那就是在任期内“正式提议启动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首尔进程），构建可持续的推进基础”。

　　结语

　　目前，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在学术界得到广泛探讨，但对于其概念、目标、推进战略、加人国、引导加入战略、议题画选、议题开展战略和其他进程（process)的关系等却至今意见纷呈，没有定论。目前来看，济州和平研究院陈幸男研究委员的见解相对更加体系。他在《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的议题和推进战略》中称，构想的概念是“东北亚区域内各国尽管经济实力不断提高，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但为了克服政治安全合作落后的‘亚洲悖论’（AsianParadox)现象，通过积极实现多边对话，构建东北亚地区的可持续和平合作体制”。？同时，他认为“从在东北亚拥有重要利益关系并且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这方面来看，并从功能和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美国是东北亚国家，所以该构想应包括美国、韩国、中国、日本和俄罗斯这5个国家。对于议题甄选和开展战略，陈幸男认为，在区域内所有国家都可参与的议题中，首先选择容易达成一致的软性议题，较难达成一致的硬性议题则分阶段选择，先解决人道主义、环境以及其他一些软性问题，然后是经济合作议题，之后是政治、安全议题。③如上所述，陈幸男把制度化水平含糊地界定为“和平一合作体”，关于加人对象国的范围，用美国取代了朝鲜和蒙古，议题没有区分国家安全和人类安全，而是单纯地将其划分为软性议题和硬性议题，建议分阶段实现。

　　朴槿惠政府的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是以韩国和朝鲜为主，包括美国以及中国、日本、俄罗斯和蒙古等东北亚国家政府和非国家行动主体，培养非传统安全或是软性安全热点问题合作。因此，该构想存在许多问题，如美国是否作为参与国加人，议题是否包含传统安全以及制度化水平问题。如果美国加人，那么，东北亚区域固有的人类安全议题的选择混乱或将引起东北亚的认同性危机，议题的最终目标如果是传统安全，那么非传统安全或软性安全的重要性将被削弱，在制度化水平方面，传统和习惯的制约性和实效性将成为问题。这个问题应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