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月30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了设在埃及开罗的阿拉伯国家联盟(以下简称“阿盟”)总部，会见了阿盟秘书长阿姆鲁·穆萨和22个阿盟成员国代表，会见结束后，李肇星处长与穆萨秘书长共同宣布成立“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以下简称“中阿合作论坛”)，以深化双边合作。经过10多年的发展，中阿双边关系由新型伙伴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中阿合作论坛在双边合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取得了丰富成果，具体表现在：第一，论坛机制更加健全。建立了部长级会议和高官委员会，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政治磋商、企业家大会暨投资研讨会、文明对话研讨会、环保合作、高教科研、友好大会、能源合作大会、新闻合作论坛、互办艺术节、人力资源培训10余项合作机制，为增进双方政治互信、解决贸易争端创造了良好的平台。

　　第二，论坛涉足领域日趋多元化。论坛由最初的政治、经贸合作发展到科技、教育、核能利用、反核扩散、环境保护、农业、文化、新闻出版等更宽更深领域的合作。第三，作为双边合作重中之重的经贸领域，更是取得了重大进展。中阿双边贸易额从1999年的80亿美元增长至2013年的2410亿美元，预计2014年双边贸易额将达3000亿美元。［1］

　　尽管中阿合作论坛对双边关系在各个领域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受到了双方高层和民众的一致肯定，但是合作论坛本身并非国际法意义上的国际组织，其做出的宣言、发展计划、执行计划本身并无法律约束力，需要双方本着道义上的要求去实施，因此中阿合作论坛属于软法机制，处于国际合作中的低端层次。另外，阿盟成立的时间较早，但由于世俗政体与伊斯兰政体、伊斯兰内部逊尼派与什叶派、地区大国与小国之间的矛盾重重，其在超国家一体化方面的进程远远落后于成立时间较晚的欧洲联盟，因此阿盟内部矛盾也成为限制中阿合作论坛合作水平升级的重要因素，这要求中方要注意协调与阿方不同利益体之间的关系。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和2011年开始发酵的“阿拉伯之春”政治运动，改变了阿盟内部的权力结构，以埃及、伊拉克、叙利亚为代表的传统地区强国力量受到削弱，卡塔尔、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简称为“海合会”)国家逐渐掌握了阿盟的对外话语权，这要求中方重新审视与阿盟内部国家的关系，及时调整外交政策，以适应新的中东局势。

　　受2011年西亚和北非动乱的影响，我国虽然成功进行了利比亚撤侨运动，保护了海外华侨的人身安全，但也遭受了重大的投资财产损失，因此从保护我国的海外利益出发，深化发展中阿战略合作关系，提高中阿合作论坛的水平就成了当务之急。首先，必须对当今中东局势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认清中阿合作论坛深化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其次，在此基础上调整我国的对外政策，以排除限制中阿合作水平提升的政治因素；最后，针对论坛本身的制度缺陷，通过完善制度设计，使论坛更有效地服务于双边关系和中阿务实合作。

　　一、后“阿拉伯之春”时期中阿关系面临的挑战

　　1．阿盟内部权力结构的重组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使伊拉克在中东的影响力遭受重挫，同时以逊尼派为统治根基的伊拉克萨达姆政府的倒台，也大大削弱了逊尼派在中东的势力。2006年当选伊拉克总统并在2010年获得连任的马利基则代表着正在崛起的伊拉克什叶派力量，加上一直具有独立倾向的库尔德人，三股势力在伊拉克明争暗斗，形成了北部的库尔德人势力、南部的什叶派势力和东部的逊尼派势力割据的局势。由于伊拉克的什叶派势力与伊朗遥相呼应，阿拉伯历史上的传统宿敌有联合的趋势，这样，正如约旦国王阿卜杜拉所言：伊朗经伊拉克南部、叙利亚直到黎巴嫩南部正在形成“什叶派新月地带”，这将对逊尼派国家产生重大威胁。［2］

　　面对这一情形，逊尼派大国沙特打算向伊拉克逊尼派提供武器和资金援助，以抑制伊拉克国内的什叶派势力，消除其对逊尼派阿拉伯国家的威胁。因此，尽管伊拉克如今在中东的影响力大不如前，但其局势的变化会直接影响沙特和伊朗的实力对比，进而影响整个中东局势，伊拉克依然是各国在中东战略布局的重要环节。

　　“阿拉伯之春”运动表面上看源于阿拉伯国家人民要求改善民生、对民主的诉求，其深层原因源自于2004年美国提出的“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3］。

　　该计划的初衷是按照美国的价值观对阿拉伯国家进行民主化改造，一方面彻底改变滋生恐怖主义的政治环境，另一方面扩大美国的影响力，增强这一区域人民对美国价值观的认同。但是随着该计划的实施，其产生的结果适得其反：民主选举导致巴勒斯坦的哈马斯、黎巴嫩的真主党、伊拉克的什叶派等激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通过合法形式取得政权，原有的矛盾和冲突大大激化，伊斯兰极端主义进一步蔓延，恐怖主义更加猖狂［4］，民主诉求逐渐成了伊斯兰主义政党冲击世俗政体的幌子。沙特趁此机会扩张自己在阿拉伯世界的势力，通过资金援助等方式向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推销“萨拉菲威权主义”，并产生了积极效果。2011年10月23日，突尼斯“复兴运动”在制宪议会选举中获得41.47%的选票。2011年11月27日，摩洛哥正义与发展党在立法选举中获胜。2011年11月28日，埃及穆兄会下属的自由与正义党和萨拉菲派光明党在人民议会选举中分别获得47．2%和24．7%的席位，两党在2012年1月29日举行的协商议会选举中又分获59%和23．9%的席位。2012年7月17日，利比亚“全国力量联盟”和“公正与建设党”在国民议会选举中分获48．8%和21．3%的席位。伊斯兰主义力量在部分海湾阿拉伯国家也呈现上升趋势，2012年2月2日，科威特伊斯兰派别及其盟友党派候选人在国民议会选举中共获得42%的席位。［5］

　　尽管埃及军方的干预致使穆斯林兄弟会下台在一定程度上对沙特重塑其在中东的影响力产生了负面影响，但是众多世俗政体的倒台、伊拉克民族宗教矛盾的加剧和叙利亚的内忧外困，促使伊斯兰逊尼派力量在中东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客观上大大增加了沙特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不可忽视的是，卡塔尔利用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一直试图扮演维也纳体系中奥地利的角色，不断地在地区冲突中斡旋，尽管并未提出任何有利于解决争端的方案或缓解事态的积极措施，但确实通过其金融实力在斡旋中提高了自身的影响力，与沙特一并主导着阿盟的话语权。“阿拉伯之春”运动所导致的阿拉伯地区权力结构的调整，将会对中阿合作论坛产生重大影响。

　　首先，由于地区局势动荡，轴心阿拉伯国家尤其是埃及、叙利亚近两年都将精力集中在国内事务上，“高官会”“部长级会议”等论坛机制无法正常运行，如在2012年中阿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上，一些国家仅派部长级以下代表参加，阿拉伯国家对论坛重视不够可见一斑［1］，同时会议期间所达成的协议的效力也不能令人信服。其次，阿拉伯内部权力结构发生变化，埃及、伊拉克、叙利亚等国的影响力下降，海合会国家的影响力上升。最后，“阿拉伯之春”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中阿合作论坛的基础。中阿合作是建立在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等国际法原则的基础上，而在“阿拉伯之春”运动中，本属一国主权事物的国内变革却受到外部的干涉，如西方国家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号干涉利比亚国内争端；海合会国家不仅要求叙利亚现政府下台，而且还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资金和武器援助，赤裸裸地干涉叙利亚内政。这些问题对于中阿合作论坛的深入发展均产生严峻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