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重要支柱之一，美泰同盟形成于冷战时期，是美国在亚太地区遏制共产主义的堡垒和前沿基地。美泰在 1954年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框架下结成同盟。同盟成立 50多年来，经历了老挝危机、越南战争、冷战的终结和反恐战争的考验，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冷战期间，泰国作为美国在东南亚的反共堡垒，在美国的亚洲战略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冷战结束后美泰同盟失去了共同的威胁，一度陷入 “漂浮 ”中。以 “9·11”事件为契机，双方强化了同盟关系。 2012年美泰双方签署《美泰防务同盟共同愿景声明》，对 “同盟 ”进行新的定义，双边安全合作水平进一步提升。本文将分析美泰同盟的合作形式、同盟管理的机制及其前景。

　　一、文献综述与美泰同盟的发展回顾

　　同盟作为国际政治中的重要现象，贯穿国际关系的始终。古典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学派对于同盟的起源、管理和解体等都进行了探讨和分析。本文关注的主要是同盟管理。格林 · 斯奈德于 1984 年首次提出同盟政治中的安全困境，认为对 “ 被抛弃 ” 和 “ 被牵连 ” 的恐惧制约着同盟的行为。复旦大学苏若林和唐世平认为，联盟维持和管理的核心机制是相互制约。权力对比和意图匹配程度是两个重要的变量。

　　国内外学者对美国在亚太的同盟体系研究较多的是美日、美韩和美澳同盟，对美泰同盟的系统研究不多见。 美国学者对美泰联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冷战时期的美泰同盟关系。 R. 肖恩 · 伦道夫 (R. Sean Rarndolph) 倾向于把反共作为美泰结盟的主要原因。丹尼尔 · 法恩曼（ Daniel Fineman ）指出美国对泰政策与泰国在 1947—1958 年间确立军事独裁统治之间的联系。罗伯特 · 马斯凯特（ Robert J. Muscat ）侧重研究美国对泰经济援助及其影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所 20 世纪 80 年代组织美泰双边论坛，并出版系列论文集，就冷战结束后地区大国关系对美泰关系的影响、美泰两国对双边关系的认知、两国贸易投资合作等问题进行有益探讨，但缺乏历史的视角。

　　国内学者刘莲芬从历史的角度梳理了冷战时期的美泰关系，费昭 ‘ 从同盟管理的视角对美泰和美菲同盟进行了系统考察。潘远洋对冷战后美国联盟战略的调整与泰国的应对以及近期美国能否重返乌塔堡进行了分析。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展现了美泰同盟的不同侧面，但是缺乏对美泰同盟维持稳定的机制的分析。

　　我们首先简要回顾一下美泰同盟的发展。美泰同盟成立后经历了同盟成立初期的磨合、老挝危机后及越战期间同盟的强化、冷战结束后的疏离与 “9·11” 事件后同盟的复兴和 “ 再定义 ” 等几个阶段的发展，保持了强大的稳定性。美泰 1954 年在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多边框架下结成同盟时，共产主义是同盟面对的共同威胁。经受老挝危机的考验后，美泰双方于 1962 年发布《腊斯克 — 他纳联合声明》，进一步强化双边同盟。在越南战争中，美泰进行了紧密的军事合作。在越战的高峰时期，美国驻扎在泰国的军队高达 5 万人。越战结束后，因两国在驻泰美军司法管辖权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驻泰美军于 1976 年撤出泰国。此后，同盟关系进入冷淡期，美国对泰军事援助大幅减少。虽然 1979 年越南入侵柬埔寨之后，美国重新强调对泰国的安全承诺，增加对泰军事援助，但是难以扭转同盟关系的冷淡。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美国相继撤出泰国和菲律宾，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极大地削弱，美泰同盟在 20 世纪 90 年代进入 “ 漂浮 ” 状态。 2001 年 “9·11” 事件的爆发给美泰同盟的复兴带来契机。泰国坚定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美国对泰军事援助大幅增加，美泰同盟焕发新的活力。在奥巴马政府 “ 亚太再平衡 ” 战略下，美泰两国对同盟关系进行新的定义，双边军事合作进一步升温。

　　二、美泰同盟的合作形式

　　作为军事上的盟友，美泰保持着密切的军事合作。在越南战争期间，两国的军事合作作达到了高潮。冷战结束后，地区安全环境大大改善，两国的军事合作仍保持在一定的水平。美泰同盟的合作形式主要包括：美国向泰国提供军事援助、双边联合军演，以及泰国为美国提供军事基地、相关设施和后勤保障等方面。

　　（一）美国对泰提供军事援助

　　美国对泰国提供军事援助是两国军事合作的重要内容。在冷战时代，美国向泰国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为泰国修建飞机场、空军基地和公路设施，同时提供大量先进武器装备。泰国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就已经从美国获得了军事装备、人员培训、后勤供应和装备维护等各方面的支持。美泰长期军事合作的结果是，泰国军队的主要硬件和软件都来自于美国，其部队编制、训练及作战思想等均以美军为模式。

　　目前，美国主要通过 “ 国际军事教育与培训 ” （ IMET ）、 “ 对外军事销售 ” （ FMS ）和 “ 对外军事资助 ” （ FMF ）等项目对泰国进行军事援助和支持（见表 1 ）。作为 “ 非北约主要盟友 ” ，泰国可以优先获得额外军事物资，也可以获得美国二手的海军舰船和飞机。

　　美国是泰国武器的主要进口国之一。冷战时期，泰国的军事装备大都来自美国。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曾以 “ 友谊价格 ” 向泰国提供各类武器装备。但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随着越南威胁不再存在，泰国向中国订购武器装备的活动迅速减少，增加从美国进口武器装备，因为中国武器的规格型号与占主流的美式武器装备并不通用，在弹药和武器补给方面也存在问题，而且中国的武器系统在性能上不如美式装备。泰国的高端军事装备，如 C-130 大力神运输机、 F-16 战斗机等都来自美国。 2014 年泰国更新其 F-16 战斗机群，同意从美国购买 UH-72A“ 拉科塔 ” 轻型直升机，成为首个购买该型飞机的国家。由于泰国发生军事政变，该项目被延迟交付。

　　表 1 　美国对泰援助（ 2007—2014 年）（单位：千美元）

    略

　　*IMET 项目 2006 年 9 月 28 日被美国叫停， 2008 年 2 月 6 日恢复。其短暂叫停的原因是泰国发生军事政变。美国宪法规定，美国不得向发生政变的政府提供援助。

　　资料来源：美国国务院、美国国际开发署，转引自 Emma ChanlettAvery & Ben Dolven, “Thailand: Background and US Relation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June 19, 2014, p.8.

　　IMET 的目的在于促进受援国的内部防务与发展，提高受援国军人的职业化以及领导和管理能力，促进人权、民主价值、国家发展和良好的军民关系等。 IMET 项目每年的预算比较小，主要是对精选出来的学员进行培训，接受培训的学员回国之后再当教官培训其他官员。被精选出来参与该项目的学员（包括军人和文职官员）通常日后会担当军队或政府的领导职务，对美国有亲近感，能够促进美国的利益。通过 IMET ，美国希望泰国精英加强对美国文化的理解，为日后持久和良好的工作关系做好铺垫。因此，许多人认为， IMET 是实现美国外交和军事目标较为经济的手段。泰国每年获得大约 1300 万美元的项目经费。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已有 23 万名泰国军人接受了 IMET 培训，他们中许多人成为了军队和政府部门的领导。

　　支持泰国的内部防务与发展（ IDAD ， Internal Defense and Development ）是美国对泰国际军事教育培训的重要任务。 IDAD 包括内部防务与内部发展培训两个方面，前者包括反叛乱、反恐、反暴动等内部防务问题，后者包括国家建设。泰国军方 20 世纪 70 年代就参与 IDAD 培训。由于在促进民主方面成效甚微，因此美国国会倡导扩展的 IMET 项目（ IMET-E ），更强调该项目的民主促进和国家建设功能。军人和文官人员都可以参加该项目的培训。所以该项目一方面加强对泰国军人的职业化训练，提高美泰防务合作水平，另一方面加强对泰民主和人权观念的渗透。因此，我们不难理解美国在 2006 年和 2014 年泰国军事政变后，都叫停了 IMET 项目。

　　（二）联合军演

　　美泰联合军演在 20 世纪 80 年代起步，逐步走向制度化。美泰通过频繁的双边或多边多军种联合演习来加强彼此间的军事联系和协同性。在泰国举行的军事演习，为美军进行丛林作战提供了很好的演练机会。美泰联合军演主要包括 “ 金色眼镜蛇 ” 、 “ 卡拉特 ” 海上联合军演、 “ 合作对抗虎 ” 等多种演习。美泰平均每年举行的联合军演有 40 次以上。

　　其中 “ 金色眼镜蛇 ” 联合军演是美泰联合举行的混合兵种联合演习，由起初的美泰双边演习，演变为东南亚乃至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多国联合军演。 2002 年 “ 金色眼镜蛇 ” 演习是 “9·11” 事件后美国在东南亚举行的规模最大的联合演习，参加人数达到 22 万人。此后 “ 金色眼镜蛇 ” 演习人数基本保持在 10 ， 000 人以上，演习的内容由以前的传统安全领域扩展到非传统安全领域，增加了维和、反恐、非战斗人员撤离、人道主义救援及灾难救援等非常规作战和非战争军事行动的训练。 “ 金色眼镜蛇 ” 演习每年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实战化演练，隔年举行一次主要致力于维和的小规模演习。该军演体现出计划的周密性、部队联合程度较高和美军主导的特色。

　　“ 卡拉特 ” 多边联合演习（ Cooperation Afloat Readiness and Training, CARAT ）是美国海军与所有东盟国家的海军举行的双边联合军演的总称。该演习从 1995 年开启，美国与泰国演习的时间一般为每年 6 月或 7 月。演习的目的在于提高美军与东南亚国家军队在计划、指挥、控制以及战术领域的协调合作能力，增强相互之间的安全合作与友好关系，展示美国在东南亚的存在。

　　1995 年起，美国、泰国和新加坡每年都在泰国北部举行代号为 “ 对抗虎 ” 的空军联合演习。该演习一般每年 1 月或 2 月在泰国的呵叻府举行，每次 10-15 天。参演人数一般 1000 人以上，演习的目的在于提高参演军队的协同作战能力和联合执行任务的能力，帮助提高泰新两国空军的实战技巧。

　　（三）为美国提供军事基地、相关设施和后勤保障支持

　　冷战时代，泰国的军事基地在美国对印度支那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乌塔堡空军基地。在越战期间，乌塔堡除了作为美军最重要的运输和加油基地外，还是美军 B-52 轰炸机的起降基地，日夜频繁地执行轰炸越南北方的任务，堪称最繁忙和重要的基地。 1976 年美国撤出泰国之后，两国关系疏远。 20 世纪 80 年代，美泰签订协议，在泰国建立战争物质储备库。 1991 年海湾战争期间，泰国本土曾作为美国军舰和战机的加油站，提供后勤支援。 1993 年，美泰签署后勤协定，规定美国在必要时能使用泰国的相关设施。

　　“9·11” 事件后，泰国给予美国飞越领空权和在乌塔堡空军基地添加燃料权，允许美国军舰访问泰国港口，为美国对阿富汗的战争提供后勤支援。美国希望泰国成为其 “ 前沿预置 ” 防务战略的一部分。通过该战略，美国能够在重要的战略集结地储存作战设备，促进军队的快速部署，以应对未来可能的威胁。目前，泰国设立了 5 处泰美联合军火储备库，以作为战略物资的储备。 2003 年泰国开始考虑把梭桃邑海军基地和乌塔堡空军基地附近的区域租给美国作为前沿军事基地。在反恐战争期间，这两个基地集中了大量的美军和武器装备。这两个基地还为美军参与西太平洋地区的人道主义救援提供了便利，在 2004 年印度洋海啸和 2008 年缅甸飓风的救援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距离亚洲大陆遥远，美国非常重视力量投送和快速反应能力，以便在事态紧急时能够快速干预。由于美国的海外军事基地不断激起驻在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激烈的反对，维持海外军事基地的政治成本上升，因此冷战后美国放弃了增加驻军和建立大型固定军事基地的做法，而是通过与东南亚国家签署各种准入协定，为其快速干预作准备。在美国重返东南亚之际，昔日的美国军事基地重新引起了他们的兴趣，泰国的乌塔堡空军基地因其重要的战略位置而为美国所青睐。美国海军提出希望在乌塔堡海军航空站建立一个联合军事中心，以 “ 应对灾难性飓风、海啸和其他自然灾害 ” ，美国航天局打算租用乌塔堡机场用于 “ 云层和气象研究 ” ，实则美国希望重返泰国的军事基地，构建对中国的监视和包围圈，以遏制中国。这引起了泰国国内激烈的反应，最后泰国拒绝了美国的要求。

　　三、美泰同盟维持稳定的机制

　　冷战结束后，美泰同盟并没有随着共产主义威胁的消失和地区安全环境的改善而解散，而是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并且在新的环境下焕发出新的活力。那么，美泰同盟维持稳定的机制是什么？苏若林和唐世平认为，联盟管理的机制是相互制约，实力对比和意图匹配程度是影响相互制约机制的深层因素；他们还考察了对称性联盟与非对称性联盟、防御性联盟和进攻性联盟等不同组合中的联盟互动，分析了联盟管理的难易。这一框架为我们分析美泰同盟存在和持续的内在机理及牢固程度提供了理论基础。

　　美泰同盟是非对称性同盟，美国的实力远远超过泰国，其中美国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泰国为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在同盟的存续中，对 “ 被抛弃 ” 和 “ 被牵连 ” 的恐惧贯穿始终。通过实力对比和意图匹配两个变量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美泰同盟为什么会保持稳定。

　　在冷战时期，美泰同盟通过 1954 年的《马尼拉条约》而结盟。作为弱小的一方，泰国的结盟行为使其安全面临脆弱性，也就是可能遭到周边共产主义国家的报复。因此在冷战期间，出于自身的安全考虑，美国承诺的可靠性一直是泰国最为关注的问题。泰国不断地要求美国或东南亚条约组织对保护泰国作出承诺。在老挝危机的初期，泰国就要求美国和东南亚条约组织进行干预。泰国甚至表现出很强的进攻性，认为美国保护老挝就是保护泰国，这显然跟美国的安全考量不同。泰国对 “ 被抛弃 ” 的担心，使得泰国不断地对美国和东南亚条约组织提出军事干预老挝的要求。泰国对 “ 被抛弃 ” 的担心本身说明同盟对泰国的重要性。而美国则担心 “ 被牵连 ” 进不必要的军事冲突中，影响其全球军事部署。

　　1960 年老挝危机越演越烈时，泰国强烈要求东南亚条约组织派兵干预，但东南亚条约组织内部矛盾重重，条约各国不能就军事干预达成一致意见。同盟的软弱使泰国对它的信心大打折扣。 1961 年底，泰国外长他纳访美，他表示泰国政府和公众对东南亚条约组织非常不满。泰国担心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时，东南亚条约组织会袖手旁观。泰国表示希望法国和英国退出这一组织，要不然就改革投票程序，实行 3/4 或者多数表决制。如果上述条件不能得到满足，泰国就要退出东南亚条约组织。美国一方面对泰国作出履行承诺的安抚，另一方面通过表示相关问题需要重新谈判和美国国会的批准来婉拒泰国的要求。

　　到 1962 年初，泰国官方对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批评更加猛烈，他纳再次威胁要退出该组织，并表示要抵制即将于当年 4 月召开的部长理事会。在这种情势下，美国担心泰国真的抛弃同盟，同意给予泰国正式的双边安全承诺。于是，两国于 1962 年签订《腊斯克 — 他纳联合声明》，美国对泰国提供安全保证。声明说：如果泰国遭到共产党武装进攻，美国将切实履行条约义务，并按照宪法程序采取行动以应对这一共同危险。 “ 国务卿还重申，这种义务并不依赖其他条约成员国的事先同意，因为这种义务既是单独的，也是集体的。 ” 泰国终于获得了期望中的安全承诺，增强了对同盟的信心，美泰同盟因此更加紧密。

　　在越战期间，泰国不仅为美国提供军事基地，还出兵南越支持盟国作战，是美国可靠的盟友。但是，随着美国陷入越战的泥潭，国内反战运动声势浩大，美国不得不寻找体面地撤出东南亚的办法。中美关系的松动使泰国敏锐地感觉到需要改善与中国和越南的关系，以应对美国撤出之后周边出现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共产主义越南的局势。泰国开始发展大国平衡外交，以改善单独倒向美国的被动局面。对美同盟在泰国外交中的重要性相对降低。 20 世纪 70 年代末越南入侵柬埔寨及其围绕柬埔寨问题的国际斗争表明，泰国的外交政策调整是成功的，通过与中国结成事实上的盟友，联合美国及东盟，泰国成功地维护了自身的安全。

　　柬埔寨问题解决后，泰国安全环境大大改善，基本上没有外来威胁。 1997 年金融危机后，泰国经济遭受重创，发展经济成为泰国对外战略的核心。 2001 年 “9·11” 事件爆发后不久，美国开始了一场反对恐怖主义的全球战争。小布什总统寻求建立反对恐怖主义的广泛同盟，根据各国的态度划分敌我界限。泰国起初表现出犹豫， 9 月 14 日泰国总理他信表示要保持 “ 严格中立 ” ，而泰国副总理表示由于担心国外恐怖主义威胁，不愿意对美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但是第二天，他信改变立场，承诺给予美国完全的支持。泰国很清楚地看到拒绝美国的后果，对 “ 被抛弃 ” 后果的担忧使得泰国迅速改变态度，对盟友提供支援。泰国的支持行动得到美国的赞赏，美国给予泰国 “ 非北约主要盟友 ” 的称号，加大了对泰国的军援与合作。

　　奥巴马政府实施亚太 “ 再平衡 ” 战略以来，中美关系竞争的一面更加突出。尤其是随着南海问题的升温，美国对海上安全问题更加关注，加大了对 “ 印太 ” 的海上安全部署。与中美同时保持良好关系的泰国担心面临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困境，对 “ 被牵连 ” 的担心，使泰国在加强与美国军事关系的同时，也谨慎地照顾中国的感受。这对同盟的强化构成制约。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作为同盟中的强国，美国对 “ 被牵连 ” 的恐惧左右了其对同盟的政策设计。所以在同盟成立之初，美国在同盟义务上故意模糊，避免因承担更大的义务而被盟国拖下水，影响其全球战略部署。在老挝危机之初，美国要协调盟国之间的分歧，对老挝中立化的态度相对温和，不为泰国的利益影响决策。当泰国威胁要抛弃同盟时，美国才不得不满足泰国的要求，给予泰国双边防务承诺。冷战结束后，东南亚地区的安全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和平与发展成为地区的共识，美国对 “ 被牵连 ” 的恐惧大大减少，同盟的管理变得更加容易。

　　美泰同盟维持稳定的机理在于，美泰双方都有维持同盟的意愿，尤其是同盟中实力强大的美国具有约束泰国的能力，泰国也愿意保持同盟关系。在同盟的存续过程中，两国对 “ 被抛弃 ” 和 “ 被牵连 ” 的恐惧形成张力，推动同盟进行或强或弱的调整。未来只要双方保持同盟的意愿不变，同盟管理就相对简单。

　　四、美泰同盟走向展望

　　随着美国进一步重视东南亚和东盟的作用，实施亚太 “ 再平衡 ” 战略，美泰军事合作在奥巴马任期内得以重塑和加强。 2012 年 11 月，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和泰国国防部长素甘蓬签署《 2012 年泰美防务联盟共同愿景声明》。这份声明强调建设地区安全伙伴关系，标志着双方 50 年来首次提升美泰防务合作水平。在声明中，双方强调了四个方面内容：（ 1 ）为东南亚地区安全加强伙伴关系；（ 2 ）支持亚太及其以外地区的稳定；（ 3 ）加强双边与多边互通性；（ 4 ）加强各个层面的关系构建、协调与协作。帕内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 在我们聚焦这些合作领域之时 ⋯⋯ 美国仍然致力于帮助泰国军队进一步发展其已经显著的军事能力，进而能够承担本地区更大的安全责任 ⋯⋯ 尤其是维护海事安全、开展人道主义救援与维和行动等方面 ” 。

　　通过分析这份声明，笔者认为美泰同盟已经对昔日的反共同盟进行了新的定义：未来美泰同盟将在维持地区稳定，尤其是在维护海事安全、开展人道主义救援与维和行动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美泰同盟实现了冷战后的重塑和强化。同盟的功能明显扩大，涉及维护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稳定。美泰同盟有帮助美国构建安全秩序的意味，泰国将在美国与东南亚国家间承担桥梁作用。

　　但是，美泰同盟的进一步发展也受到多方的牵制。首先，泰国国内政局持续动荡，尤其是 2014 年泰国军事政变及美国对此的反应，给同盟的深化带来负面影响。泰国 2006 年和 2014 年发生军事政变，国内政局持续动荡，这一方面使泰国各届政府因关注自身的政治生存而影响了其外交作为，另一方面，美国因此中止对泰国的军事援助，并公开批评泰国，给两国关系的深化蒙上了阴影。泰国 2014 年 5 月发生军事政变后，美国国务院马上宣布要重新评估对泰军事援助，立即中止了 470 万美元的对泰援助，取消了一系列军事演习和泰国军官的访问，敦促泰国早日回归文官统治，进行民主选举。美国虽然依旧参加了 2015 年 2 月举行的 “ 金色眼镜蛇 ” 军演，但是参加人数由 2014 年的 4300 人下降到 3600 人。观察家认为 2006 年泰国军事政变后美国的反应相对温和。在 2014 年军事政变前，美国对泰军事援助已经恢复到 2006 年军事政变前的水平。泰国近十年来的政局动荡和泰国王位继承带来的不确定性，导致美国国内在对泰政策上出现两种声音：一种是主张借泰国政变降低泰国在其东南亚外交中的地位，加强与其他坚定地支持美国亚太 “ 再平衡 ” 战略的国家，如缅甸、菲律宾和越南的关系；第二种是不要因政变而影响与泰国的传统盟友关系，导致泰国更多地倒向中国。前者的代表为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 CSIS ）东南亚问题专家默里 · 希伯特（ Murray Hiebert ）。 2014 年 6 月 11 日，希伯特在众议院小组委员会听证会上提出，如果巴育政府推迟 2016 年 9 月选举的话，美国应把美国国际开发署、联邦调查局和禁毒行动的地区中心由曼谷迁往邻国。另一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来自军方。美国驻泰国高级军事代表（ 2012—2015 年）德斯蒙德 · 沃尔顿（ Desmond Walton ）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指出，美国对泰国民主的关注已经损害了两国的军事关系，而对泰国这一战略盟友的不必要的疏远，可能削弱 “ 再平衡 ” 战略的效力。美国对泰国的制裁将导致泰国加强与中国的安全关系，对美国对泰军事准入施加限制。过多地在民主问题上对巴育政府施压，可能导致泰国更多地转向中国。

　　其次，泰国奉行大国平衡外交，在保持美泰同盟关系的同时，非常重视与中国的关系，避免与美国靠得太近而损害与中国的关系。泰国拒绝美国在乌塔堡基地进行 “ 气象和云层研究 ” ，就是考虑到中国的反应。泰国是东盟国家中与中国发展军事合作最多的国家，对此美国非常警惕。 2015 年 7 月，泰国宣布从中国购买 3 艘总价值为 10 亿美元的潜艇。有分析认为，对潜艇的后续服务和维修可能导致中国实现在泰国湾芭提雅海军基地重要战略存在的第一步。目前巴育政府暂时搁置了潜艇购买计划，也正是照顾美国的关切。

　　对美国来说，同盟的战略价值仍然很高。美国重视对泰国军事设施的准入，尤其是战略位置重要、基础设施良好的乌塔堡基地的地位是无可取代的。加强同盟关系符合美泰双方的利益。预计未来美泰军事合作将进一步强化，提高两国军队的互操作性和泰国海上安全能力，将是两国合作的重点。美泰军事合作将以温和的步调向前推进。如何有效地管理双边关系，避免因泰国政变削弱同盟的战略价值，是摆在双方面前的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