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突尼斯到埃及，从土耳其到乌克兰，从泰国到菲律宾，“街头政治”之火四处点燃，此起彼伏，引发一波又一波政局动荡、社会混乱，甚至民族冲突、国家分裂，其发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根源何在？

　　“街头政治”大多发生在“民主欠发达国家”，经济社会现代化迟滞是其社会总根源，民主制度未巩固成熟是其制度性特征，社会分化和选民分裂是其民众基础，国际势力的推波助澜甚或恶意促成其外部动因。

　　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的偶然引发，是“街头政治”之火的“起燃点”

　　后发现代化国家往往在急剧现代化中实现快速转型，利益格局调整所引发的问题和摩擦，需要制度改革和利益协调机制的及时同化和消解。然而，“民主欠发达国家”往往处于现代化发展的低级阶段，经济增长缓慢，社会分化明显，族群和宗教势力强大，选民敌意对立严重。同时，各种家族政治势力或部族政治势力根深蒂固，僵化滞后的制度体制与纷乱变革的社会进程不相适应，导致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不能及时有效化解。而长期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叠加积累，使整个社会犹如“一间不断被扔进干柴和破烂的庞大杂货屋”，“星星之火”即可点燃整个炽热的“杂货屋社会”。　　

　　水土不服的西方民主体制，为“街头政治”之火提供了“过火道”

　　“街头政治”作为民主法治国家民众政治诉求的集体表达方式，是社会运动的政治化抗争形式，如果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合法、理性、和平的组织和行使，本应是一种正常的合法政治行动过程。

　　但在后发的“民主欠发达国家”，急切而匆忙地全盘引进西方的竞争性民主体制，是在迟滞的现代化社会根基之上“嫁接”的“舶来品”，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制度性不适应”：恶性竞争的政治乱局无法提供现代化发展亟须的稳定和秩序，“为反对而反对的政党政治”无法提供化解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的协调机制，家族政治、族群政治和“恩庇政治”的盛行无法培育出良性的公民文化，民主法治文化的滞后无法培养政治家和民众的“规则认同”，等等。

　　法治不成熟的竞争性民主体系却提供了各个党派组织和鼓动“街头政治”的制度性通道和“路径”。一旦有偶然性的“点火”事件爆发，各个党派便使出浑身解数“借火助燃”，极力引导“着火”过程朝有利于自己党派的方向“燃烧”，恶意竞争民主便自然成了“火借风势”的“过火通道”，从议会内到议会外，从首都到各大城市，从城市到乡村，各路民众被广泛动员和组织起来涌向街头，“街头政治”之火愈演愈烈，于是，“街头抗争”走向“街头暴力”。这在泰国和乌克兰的“街头政治”演进过程中得到活生生的演练和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