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高放 中国人民大学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自然现象的因果关系大多也反映出社会现象的哲理。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于1917年，巍然屹立74年， 其间曾经两次打败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即1918 —1920年的十四国入侵和1941—1945年的法西斯德国入侵），并且发展为能够与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相抗衡的头号社会主义强国。可是为什么突然于1991年亡党、亡国、亡制（社会主义制度）呢？这决非如某些人所强调的，只是由于某个领导人的错误和出卖，加上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所致。社会发展变化的决定因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设的矛盾，以及阶级集团之间的矛盾。我认为苏联剧变主要是由于苏联社会长期存在三大矛盾，终于导致三个危机，最后造成三个灭亡。

　　一、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三大矛盾

　　在1917至1936年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苏联解决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谁战胜谁”的矛盾之后，斯大林宣布苏联已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这时苏联社会的经济结构已发生根本变化，资本主义私有制已被消灭，社会主义公有制已普遍建立；阶级结构也已发生根本变化，旧的剥削阶级都已被消灭，无产阶级已变成新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已变成新的集体劳动的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已变成劳动知识分子。斯大林于1938年在他主编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中这样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目前还只有在苏联实现的这种制度下，……这里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因为生产过程的社会性是由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所巩固的。”“因此，苏联的社会主义生产没有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没有同危机相联系的荒谬现象。”（注：《斯大林文选》（上）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 202页。）1939年他在联共（布）十八大上的报告中又说：苏联社会已经没有阶级冲突，“呈现出一幅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友爱合作的图景。在这种共同性的基础上，像苏联社会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以及苏维埃爱国主义这样一些动力也得到了发展”。（注：《斯大林文选》（上）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37页。）直到50 年代初，我还一直都相信这种说法。可是自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内部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直至1991年苏共覆灭、苏联解体，不能不使我重新探究苏联社会内部到底存在哪些矛盾，为什么这些矛盾长期无法妥善解决，以致最终酿成大悲剧。

　　现在我认为苏联社会从1936年宣布建成社会主义之时起，就一直存在如下三大矛盾。

　　第一大矛盾，过“左”的路线和过度集权的党政领导体制同社会主义社会要求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民主与自由的矛盾。

　　苏共执政74年，从党的基本路线来看，大约有60年之久都是推行过“左”路线。1918—1919年列宁领导时期就犯过“左”的错误，以为可以通过战争时期实行的特殊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实际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采取余粮收集制，取消商品市场货币，实行实物分配等等，只是一种权宜之计。1921年转入和平建设之后，列宁及时纠正了“左”的错误，转变为收取粮食税，恢复了商品货币流通，允许国内资本主义有一定发展，统称之为“新经济政策”。这是切合不发达国家国情的通往社会主义之路。从1921至1929年实行新经济这几年，应该说苏共的基本路线是正确的。邓小平于1985年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当然，如果细加分析，即便实行新经济政策这九年，也还有局部“左”的错误。例如1925年前后党内斗争过火，1928年对粮食收购危机的处理不当，还有所谓在沙赫特矿区破获的反革命暗害组织从事破坏的事件等。如前所述，斯大林自1929年决定结束新经济政策、对资本主义展开全面进攻之后，党的基本路线又转向“左”的方面。直到1953年他逝世，一直是急于求成，既急于建成社会主义，又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1941—1945年卫国战争期间反击德寇入侵，对待外敌的路线是正确，但是对内政策仍然有“左”的错误。例如，对一些少数民族不信任，误认为他们“通敌”，实行民族大迁徙、大搬家，对被俘人员及其家属歧视和株连。这些都留下了后患。

　　现在理论界看法分歧很大的是：对斯大林之后苏共的基本路线应该如何评价？很可能是受1956年至1964年中苏两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大论战的影响，至今仍有许多同志认为，由于赫鲁晓夫推行“三和两全”的右倾机会主义、现代修正主义路线，才最终导致苏共覆灭、苏联解体。其实，赫鲁晓夫固然有一些右倾观点（如鼓吹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三无”世界），但是主要还是“左”，或者说他是少右多“左”、形右实“左”。只因为当时我们比他更“左”，所以才指责他完全是右。这一点当今必须加以拨乱反正，否则就无法认清苏联剧变的深层原因，也无法从苏联剧变中吸取真正的经验教训。就以当时我们对赫鲁晓夫主义和赫鲁晓夫路线所概括的“三和两全”而言，我们应该重新认真加以分析。他讲的“三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主要是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缓兵之计。在和平共处、和平竞赛旗号下，他仍然要同美国搞军备竞赛，争夺世界霸权。他还多次讲过要“埋葬帝国主义”，他还要以苏联为中心、以他为领袖推行世界革命。当时资本主义国家既未出现暴力革命形势，也不存在和平过渡条件，他非要各国推行和平过渡方针。这种大党主义强加于人，岂不也是“左”的表现？他讲的“两全”（全民党、全民国家）是在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的。这次大会抛出了苏联要在20年之内建成共产主义的“宏伟纲领”。他既要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按照传统马列主义理论，到达共产主义党和国家都要消亡，可是他又不想消亡，看来也难以消亡，那么如何摆脱这种困境呢？他周围的理论谋士们就为他炮制了“两全”的理论。可见“两全”也是为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左”的路线服务的。赫鲁晓夫之后的几个领导人， 基本上都是推行“左”的路线。 直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提出“加速发展战略”，搞反酗酒运动等，也仍然是“左”。只是1987年戈氏抛出“新思维”后，才转向右的方面。苏共执政74年，最后4年多才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这后期的右是对长期“左”的反动和惩罚。不改正根深蒂固的“左”，就会使广大人民和党员对党领导的改革完全失望，这样势必助长右的势力抬头。总之，苏共长期“左”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路线，与权力过度集中的党政领导体制结合在一起，严重阻碍了生产力和民主自由的发展，这是苏联社会的第一个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