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作者在中国社科院与泛美开发银行联合举办的第二届“中拉政策与知识高端研讨会”的发言，北京国际饭店，2015年9月22日-23日。作者授权首发，转载请保留作者信息，并标明来源于“天熹策论”公众号且保留本公号二维码。

　　从革命时代走到改革时代，中国大幅拓展了干部培训体系，今天中国的干部培训体系，是世界上我们所知范围内规模最大、最为系统化和最为制度化的高级公务员培训。大规模干部培训提高了中国执政团体的学习能力，较好地统一了思想认识，但是在合理平衡干部严加管束和激励保障方面，在统筹兼顾对官员的政治性要求和专业性要求等方面，中国仍然面临很大挑战。

　　房宁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

　　为什么中国开展了我们所知道的范围内最为系统和最为制度化的高级公务员培训？按照中国的说法，就是针对广大党政干部、尤其是党政高级干部的这样培训。如果十五年前，我们要讲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大家会不以为然，但是今天我们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很多人是认真的，包括来自国外的朋友，当然，国外的朋友看中国的道路或者说中国的经验是非常具体的，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包括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其他的亚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一个非常感兴趣的焦点就是我们的干部的培训。

　　为什么中国要进行大规模的、系统化、制度化的干部培训，我想这和目前中国所做的工作，在一个落后的、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实现国家的复兴，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缺乏经验的、极其复杂和艰难的这样一个任务是分不开的。我们没有任何的经验，我们也没有任何现成的答案，包括我们视之为指导思想的理论本身也要经历这一场实践的检验，并且在这个实践中得到不断的发展。因此我们需要学习。不仅是我国的最高领导人阶层需要学习，我们整个的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骨干，中国的执政党高级干部，中国政府的高级公务员，以及方方面面的甚至是普通的百姓、工人、农民、其实我们整个国家都在学习。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一位农民工我们都需要学习。

　　在这个学习中，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带头人，是我们国家的骨干，是集中了我们国家最多资源的，包括智力资源、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这些我们称之为党政干部的人才，其实他们并不是单纯由于他们高明、他们优秀，也许他们的高明和优秀是通过学习和实践才能获得的。所以，中国非常重视学习。而且这个学习是制度化的，我们所有的高级干部都需要学习，都需要检验。包括我本人也曾经到中央党校的进修部学习。未来我们称之为接班人的中国高级干部，也就是省部一级的高级干部必须经过多轮培训，要通过中央党校的培训部才能够上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制度。而且我们有大量的干部，除了专业训练之外，比如在党校和行政学院马建堂院长是国家行政学院，它和中央党校是国家最高的，今天这两家单位都到了。我们的高校，我们普通的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我们利用中国庞大的国民教育系统进行培训，我们每年有一个对几百万干部进行培训的机制，就是高校的选修课程。中国最著名的高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我们对干部，包括我们著名的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国家图书馆还要举办这样的开放课程供我们中层以上的干部进行选修，所以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培训计划对于中国的事业发展是非常具有意义的。有关的一些情况，如果大家感兴趣，我们还会有很多的材料可以提供给大家。

　　下面我想针对上午我们谈到的几个问题，我想主要的介绍一下我们现在面临的困难和我们希望了解到的一些情况。

　　首先一个问题是上午我们谈到的公务员待遇和公务员队伍的素质问题，就是他的业务素质和行为操守方面的问题。我们亚洲做了很多的研究，包括中国内部也有很多的争论，应该说三十多年来，乃至于新中国建立六十多年来，我们整个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毋庸置疑，有了这样的发展，它足以说明我们国家的执政党以及它的各级干部是称职的，是努力的，否则中国不可能有这样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取得的成绩也有一些经验，但由于我们的事业需要不断的向前发展，我们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就是这支公务员队伍的素质。首先是他的政治素质、道德操守方面的素质，中国称之为德。当然还有上午也提到了，在职业化和专业化这方面，也就是它的能力，我们会议的主题里也有主题词。这两方面都需要提高，但是现在我们也面临一些困难。比如中国的公务员从普遍水平来讲待遇是比较低的，一般来说我们从国际经验特别是通过我们亚洲研究的情况，它是低于相同层次企业界的水平。这一点现在我们已经感受到它是一个问题，比如说在亚洲研究当中有一个重要的经验，是由新加坡提供的，他们把它概括或者简约为赡养严管，也就是说给公务员以较好的职业保障和待遇，当然我说的并不一定是高工资。亚洲各国情况不一样，但总体上来讲公务员的待遇是好的，保障是好的。在这个前提下对公务员进行严格的管束约束，包括他的道德操守方面，这二者相辅相成，是一个比较好的管理公务员队伍的经验。

　　但在中国显然由于我们特殊的国情，由于我们的意识形态，由于我们公务员队伍的规模，所以我们难以做到对整体的公务员队伍给予比较好的待遇和保障。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的公务员待遇很差，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是有争论的，坦率说我们基层员工比如县以下到乡镇的公务员待遇水平应该说是比较差的，这是我个人的看法。现在我们特别是从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以来，也就是2012年以来，关心中国的朋友们可能注意到，我们现在对于公务员的约束，我们称之为党风廉政建设是非常的注重，中国应该说掀起了一个反腐败的高潮，对公务员的管束明显的加大。我们可以观察，在待遇不变的情况下，严格的管束能否持续性起到比较好的效果，这是有待于观察的问题。从更长远的角度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才能管理好这支庞大的公务员队伍，这是我们需要考虑和面临的挑战。关于这些问题上午两位都谈到了，特别是Manning先生谈到了OECD的经验我们非常感兴趣，也谈到了秘鲁智利的经验，整个拉美的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公务员的待遇和公务员的操守的相关性，这是我们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希望向来自于拉美和加勒比以及OECD专家们、官员们请教。

　　第二，关于上午提到的政治性和专业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政治录用，我们作为政治学者的专业范围，自古以来，古今中外一个普遍化的问题，但今天我们仍然存在着这个问题，拉美国家也存在这样的问题，这可以谈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基本的说法。中国古代讲的是德才兼备，一个公务员既要有政治上的忠诚，又要有执行的能力，一直以来就是这样的，但是在当代中国我们把它转化成这样一个说法，按照中国政治术语叫做干部的四化。中国的改革开放从1978年开始就开始了一个改革，中国最开始的改革，可能和很多朋友的印象不同，大家一般认为中国的改革是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的，其实不然，中国的改革是从政治体制改革开始的，就是从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话题或者高级公务员的改革开始的，“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年轻化是在当时的一种特殊性，今天我们不必说了，今天中国的干部队伍已经非常规范化了，它已经形成年龄结构的合理配置，所以这个问题基本上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而这个问题是两个标准的问题，一个是所谓的政治性的问题，一个是所谓的专业化的问题，也谈到了。这两个问题中国在1978年就非常的关注，但能否解决好这个问题依然是一个问题。

　　一般来说，今天上午有一个非常好的说法，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个普遍的政治的现象，就是说我们说政治任命的这些官员，或者更强调政治标准的官员，按照美国的说法，他们是一些老实人，这些人对于问题的回复经常是政治性的，也就是中国经常讲的一句话，他们是具有善意的，他们经常会把问题做一些政治哲学意义上的解读，比如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把民生放在首位，一般他们的意图总是好的。但一般来说，他们的能力是比较差的，因为他们的价值更多的在于政治的一致和政治的忠诚。还有我们公务员队伍里的另外一部分人，当然这部分人不是截然分开的，我们希望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是德才兼备的，但规律使然，还有一部分人是美国政治学中讲的聪明的人，有能力的人，也就是你们讲的职业化的人，因为他们的价值在于他们的能力，他们既可以为这个岗位工作，他既可以忠诚于这样一个组织和领导，也可以到别的地方同样实现他的价值。这些人由于他的自身技术和自身能力，包括他们受到的培训或者经验，他们是有这种比较独立的价值的，所以，一般来说他们会有比较好的执行能力，但是他们可能有更多的个人考虑，这也往往是出现各种问题的一种原因。现在中国也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一些出现问题的官员并不是无能的人，我们曾经把他们说成是一种“能人现象”，似乎有这样的现象，越能干的官员可能他们出问题出事、腐败了、违法犯罪了，这样的可能性聪明的人要比老实人的机率高一点。当然老实人也并不都是好的。

　　这个问题你们的经验是什么，OECD的经验是什么。尽管国情不同，尽管意识形态不同，尽管制度不同，但是在人性方面，在培养规律方面我相信还是有互相值得借鉴的地方。

　　第三个问题是评估的问题。政治学研究所作为一个专业的机构，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在我们在研究也是中国比较薄弱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对干部或者对政府，从组织机构到个人的评估问题，这是我们现在正在研究的问题，坦率说是中国比较薄弱的。

　　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它的特殊的国情、特殊的阶段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也就是过去我们不太注重对干部进行考核评价的时候，以至于对政府绩效不太注意评估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的政府和那个时候的官员是非常努力的，是非常有效的，比如在我们整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因为那个时候是一个上升阶段，是一个充满了激情，充满了理想，充满了奋斗精神的时代。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干部是很开放的，总体上是很努力的，所以也让我们非常的困惑，就是当你不去评价他的时候，他总体的表现是好的，但是现在我们发现需要评价了，需要考核了，当然这本身也说明他们需要被更多的监管了。所以，这个时候问题就出现了，就是怎样去评价高级公务员，当然也包括机构。上午也谈到实际上有点难。第一，我们很难把一个公务员个人的表现和整个机构的关系搞清楚。第二，在不同的机构和不同的官员中间，很难进行比较，因为只有比较才有建立，这样的问题也是同样困惑我们的。比如在中国加强干部监管的情况下，我们有一些干部出现了所谓怠政的现象，那么怎样去考核他，怎样去落实责任制，责任制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现在也还在探索。所以，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怎样评估一个政府机构的绩效，包括地方政府。在我看来中国的公务员制度包括方方面面的最前沿的部分就是深圳，所以，这次我们特别邀请到来自深圳的官员给我们介绍深圳的情况。

　　即使如此，我们怎样评价一个政府，这是一个问题。第二，我们怎样评价公务员，这也是一个问题。我想我们都是实践者，都是探索者，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对我们来讲同样弥足珍贵。刚才我们谈到现代中国也许最重要的就是学习，我们取得了成就需要学习，我们遇到了困难需要学习，我们遭遇了挫折更需要学习，所以，只要我们能够学习，只要我们能够有所收益，我想这对我们的事业来讲都是最为重要的。我们不能保证我们不断的取得成功，但是我们相信学习、学习、再学习。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