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尽管现代国家都以民主来驱动，但是在国家建构与民主发展的过程中，二者之间的非均衡性比较突出，甚至把它们对立起来。基于对中国式民主的考察，以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所形成的复合民主，较好地把民主治理和国家自主性建构这二者统一起来，国家引导民主，民主重塑国家，在确保国家权威和政治稳定前提下发展的中国式民主正在稳健前行，不仅在亚非拉民主道路中脱颖而出，而且与西方式民主相媲美，日趋彰显其效能。进而得出更具普遍性的结论：民主选择与国家建构对立起来的冲突论是没有根基的，也是对民主本身的伤害，只有把国家的制度化构建和民主的有效治理融合起来的双轨政治才能推进现代国家的稳健前行。

　　关 键 词：国家构建；民主治理；中国式民主

　　作者简介：陈毅(1979-　)，河南信阳人，男，汉族，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后，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北京大学访问学者。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681(2013)05-0004-06

　　通过对世界范围内现代国家所进行的民主道路的考察发现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本来现代国家都把民主国家作为建设的目标，并以民主驱动现代国家的进程，然而，国家建构与民主发展的非均衡性，甚至对立，使得选择民主容易而巩固民主困难，或者假民主之名而行专制之实，使民主发展滞后，现代国家建设畸形。国家构建与民主选择二者之间的现实张力，遮蔽了二者之间的有机融合。从这一问题意识入手，考察我国民主化道路，分析中国式民主的内涵，论证中国式民主如何较好地处理国家构建与民主选择二者之间的张力关系，即民主授权为国家构建提供合法性基础，国家的引导和制度化推进又是确保民主治理有效的保障。进而得出更具普遍性的结论：只有把国家的制度化构建和民主的有效治理融合起来的双轨政治才能推进现代国家的稳健前行。

　　一、关于国家建构与民主选择之间的争论

　　(1)冲突论。许多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后发国家在推进国家建设中需要民主缓行，对于民主的高昂代价和负面作用过于关注，对于民主治理缺乏经验而对于选择民主充满了恐惧。因为民主主张的多元竞争、个人权利的增长和对自治的偏爱会弱化国家的自主性，挑战国家的权威。一个庞大的民间社会的壮大与国家相对，构成对国家的威胁，危及国家的秩序建构。同时，国家治理一个充满着利益纷争的多元民间社会也要耗费巨大的精力和统治成本。从对民主的起源和演进的历史轨迹看，对于民主充满警惕的这一脉思想也是源远流长的，民主所代表的全体人民的自我的统治这种荣耀也是近代政治以来的产物，在传统的政治观念下，君主统治和贵族统治是优越于民主统治的，也就是说国家统治者并不是首选民主这种治理形式，对于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民主充满了不信任。也有很多人论述过民主得以成长和巩固需要诸多的条件，民主适用的条件很严、范围很窄，直接的民主统治只适用于小国寡民的国家，甚至仅仅表达了一种乌托邦的理想，不少所谓的民主国家都是假民主之名而行专制之实，一个强权的国家总是有强烈的意愿和强大的能力来挤占民主自由的空间。对于民主的骂名与对民主的赞誉一样多，这也是不少的学者和统治者对民主充满担忧和谨慎的原因所在。

　　冲突派的另一分支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于非西方国家的民主道路的讥讽。这一派认为国家的集权和干预导致民主生长条件的缺失，经常以人权为名干涉别国内政，对于各自国家的民主选择横加指责。民主治理与国家构建是否真像这些人所认为的是这种厚此薄彼、甚至是对立的关系吗？是否我们对“国家权力为恶”的担忧，就成为主张“国家退却”的理由，是否只有“国家退却”民主才能有自由生长的土壤呢？很显然，这种推理是难以成立的，民主与专制是对立的，但民主与权威、集权、秩序却不是对立的。而且，西方发达国家忘记了自己国家主权独立和国家构建对于民主建设的前提和保障，而要求非西方国家交出国家权力来搞所谓的民主，宣称通过自由竞争达成自治的民主秩序是多么的诱人，但又是多么的漫长，甚至遥遥无期，这也是西方发达国家想通过意识形态的和平演变来实现其险恶目的的常用伎俩。另一个值得追问的是：是否实施自由民主的国家就一定是一个弱国家呢？李强教授认为，“高度强调现代国家的重要性是自由主义的一个不大彰显的主题，自由民主国家并不是弱国家的代名词，而可能是强有力的国家，依赖专断进行统治的国家却可能是软弱无能的国家”[1](P35)，可见，民主的选择不仅不能要求国家退却，一个强力的国家恰恰是民主得以顺利推进和确保民主治理绩效的有力保障。从表面上看，民主不仅监督国家权力的行使，而且缩小了国家权力的实施范围，似乎削弱了国家能力；实际上，由于民主获得民众的心理认同，反而增强了国家的能力，提供了国家政治统治的强大的合法性基础。

　　(2)融合论。这派观点认为，自上而下的国家建构与自下而上的民主推动并不是二元对立关系，而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因为国家的统治需要民间的协作配合和公民委托授权，只有得到认同和支持的统治才具有统治的合法性，同时，民主权利的获得和行使也是在得到国家权力强有力的保障之下才能变为现实的。试想一个软弱政权下实施的民主会是何等低劣的民主。国家与民主的良性关系在中西方民主实践中又表现出两种路径：一种是西方式的，先有权利启蒙和民主的选择，后有基于契约之上的国家，国家存在的理由是为了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另一种是中国式的，先有“救亡图存”的国家独立，后有国家主导和推动的民主转型，国家存在的理由是塑造公民和培育公民社会。可见东西方民主道路殊途同归，都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更加优质的生活，尽管中西方国家与民主的关系也都充满了复杂性和曲折性，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也一直伴随，但人们也逐渐达成这样的共识：制度化建构与民主化治理构成现代国家建设的双轨驱动机制，相辅相成。

　　在很多西方国家眼中，中国是一个集权国家，离他们所认定的民主标准相距甚远。而我们的观点是：民主并不仅仅有西方式民主这一种模式，更谈不上福山预言的历史“终结”于西方自由民主。民主道路充满了多样性选择，“中国式民主”在当下就掀起东西方学者广泛关注、并对之赞誉有加。诸如王正绪总结前人对中国模式的研究时写道：“据研究，中国的行政结构和制度对经济发展极为有利。这种政治经济制度不仅能够消解民主化的压力，甚至还产生了一种‘中国模式’论断，从而与‘华盛顿共识’相对抗。”[2]中国式民主的选择是在旷日持久的争论中展开的，并一直影响着中国民主的进程。非常值得肯定的是徐勇教授提醒我们应该注意中国国家建构与民主治理的均衡发展，把民族国家建设与民主国家建设统一起来[3]，这已基本达成共识，并且也越来越以制度化的形式来把国家构建与民主治理二者有机统一起来。“人民民主”是我国民主建国的主旋律，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选择“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所构成的复合民主这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道路，并已经彰显其治理的绩效，这一复合民主的形式也伴随中国国家构建的全过程，民主治理与国家构建彼此交融，相互影响，“国家引导民主的发展”，同时“民主也重塑着国家”。尽管中国式民主还在发展的进程之中，但积极总结和挖掘中国式民主的经验和不足，对于民主理论和民主实践的推进都大有益处。这也是本文研究的重要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