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政治发展具有自主性，更具有很强的受动性，脱离不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探讨中国的政治发展，不能局限于政治发展自身，错综复杂的客观情势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逻辑起点。理性辨识其科学定位就在于：以最小成本获取最大化收益是原则定位，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是目标定位，客观务实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道路定位。这三重维度的科学定位，既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基本框架，又内在预设了战略选择应从优化政治参与结构，建构治理型民生政治参与入手。民生政治参与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关键词：政治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民生政治参与

　　人类政治实践经验表明，政治发展始终与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相伴而生。“人们对于人类自身政治生活的历史与现实的各种观察、分析和研究，在事实上也就是一种政治发展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发展问题乃是人类政治生活始终面临的基本问题，而政治发展研究也就很自然地成了政治科学永恒的主题。”

　　作为政治变迁过程，政治发展既是一定政治共同体实现自身整体进步的必备支点，也是回应社会发展需求、完善自身构造的必然选择。在现代化深度发展进程中，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不仅遭遇了因社会转型而来的“倒逼”问题，而且面临实践探索与理论建构的“双重焦灼”。因此，过多地讨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所谓模式问题，显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

　　当前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需要回应三个基础性问题———逻辑起点何在？科学定位何处？从哪里选择战略突破口？逻辑起点是基础和前提，科学合理的定位决定其方向和基本原则，恰当的战略突破口则提供可行的切入点。如果逻辑起点不准，定位模糊，即使再多的构想亦是不得要领，甚至会误导政治发展；同样，突破口不当或偏向，不仅会错失历史发展机遇，而且会增加政治成本，降低政治发展绩效。因此，认真研判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起点、科学定位和战略突破口，已然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大战略议题之一。

　　一、简约的文献回顾

　　二战后，随着世界殖民体系的瓦解和两极格局的形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遗余力地向新兴民族国家兜售西方的政治发展模式。战后意识形态的冷战化对立，决定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现代化国家力图阻止新兴国家走向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因而在西方意识形态的思想逻辑中，它们认为必须对这些所谓经济停滞、政治衰败、文化畸形的“落后民族”施行援助和“发展指导”，采取针对“欠发达世界”的政策理念和行动方案，而新兴国家只有仿效西方政治发展模式，才能实现自身的政治发展。然而，在西方政治发展模式的移植和规训下，新兴国家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取得了较为显著的经济发展成效，但是政权更迭、社会动荡、民生恶化等问题亦接踵而至。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早期政治发展研究开始兴起。粗略地看，西方学者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始对政治发展研究表现出兴趣，而有意识地使这一研究概念化和系统化，是６０年代的事情，到“７０年代初期，政治发展这一词汇在政治学词汇和概念库中还是个新来者”。 经过短暂的沉寂后，政治发展研究进入活跃期，逐渐成为政治科学研究中的显学。一些政治学理论专家如亨廷顿（Ｓａｍｕｅｌ　Ｐ．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阿尔蒙德（Ｇａｂｒｉｅｌ　Ａ．Ａｌｍｏｎｄ）、派伊（Ｌｕｃｉａｎ　Ｗ．Ｐｙｅ）、宾德（Ｌｅｏｎａｒｄ　Ｂｉｎｄｅｒ）、科尔曼（Ｊａｍｅｓ　Ｓ．Ｃｏｌｅｍａｎ）、维巴（Ｓｉｄｎｅｙ　Ｖｅｒｂａ）、李普塞特（Ｓｅｙｍｏｕｒ　Ｍ．Ｌｉｐｓｅｔ）、艾森斯塔特（Ｓ．Ｎ．Ｅｉｓｅｎｓｔａｄｔ）等，纷纷投身政治发展研究，从不同角度对政治变迁、政治进步和发展进行了宏观的理论探讨。

　　作为推动世界发展的重要成员，中国政治发展自然成为西方学者的中心议题之一。在杰克·戈德斯通（Ｊａｃｋ　Ｇｏｌｄｓｔｏｎｅ）、布鲁斯·吉利（Ｂｒｕｃｅ　Ｇｉｌｌｅｙ）等研究者看来，全球化带给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是双重而又积极的：迎来了机遇，提供了动力。这是因为，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国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资源尤其是经济资源，而这种经济资源“赋予个人更多经济权力，这种经济权力可以转变成政治权力”。 因此，对于中国政治发展来说，前景是充满希望的。在《民主的前景：对１７２个国家的一项研究》等研究成果中，万汉恩（Ｔ．Ｖａｎｈａｎｅｎ）也对中国政治发展持积极态度。他认为，市场化改革刺激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带来了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崭新的社会基础。但是，另一些研究者对中国政治发展的预期却比较保守。如蔡欣怡（Ｋｅｌｌｅｅ　Ｓ．Ｔｓａｌ）认为，中国的政治发展是“公民社会的出现、社会运动、精英政治转型、外来力量的直接干涉、社会经济中的结构变迁” 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这些因素对于中国来说都具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因此，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景并不乐观。尤其是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贫富差距，极大增加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成本，“迅速的经济增长实际上强化了精英，赋予威权国家更多资源，使其有本钱来努力反对经济现代化的政治影响”。

　　总体来看，在中国政治发展问题上，当前西方学者的研究侧重于宏观上分析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背景和未来预期。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定位、目标取向、战略选择、可选路径等现实性更强的问题，则未能完全进入他们的研究视野。同时，在分析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他们表面上采取祛除价值的行为主义方法，但实际上依旧存在明显的价值倾向上的判断，从而在研究进路中隐藏着持久不断的理论矛盾和逻辑冲突。这一矛盾内在地决定西方政治学者的研究难以抓住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质与核心，相关理论成果无法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和实际推动力。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开启，“变革与发展”日渐成为中国政治学关注的焦点，同时政治发展研究也在国内随之兴起，“政治权威的增强、政治系统职能范围的扩大、政治体系的科学化、政治运作的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有序化”等被视为中国政治发展的中轴。这些研究多是概念性的分析，其“共同特点是体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与中国国情紧密结合，既从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中得以借鉴和启示，又对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政治发展观进行了必要和有益的努力与探索”。

　　新世纪以来，“为中国政治发展道路把脉”成为国内学者理论探索的中心任务。国内学者从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动力、路径、模式等层面展开了积极探讨。这些研究大多认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要目标是政治民主化以及在民主化过程中保持政治稳定，进言之就是着力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关于政治发展的动力，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动力实际上来自自身的改革，即内缘式的改革”。 具体而言，经济发展是经济动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核心动力；社会力量的健康发展是社会动力；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良性互动是重要动力；全球化是外部动力。这些动力系统之间的沟通、协调与博弈，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在具体路径上，学者们所关注的重心不同，因此各有侧重，表现在如政治参与、公开透明、遏制腐败等方面比较明显。近年来，随着中国政治发展进程的不断加快，何种政治发展模式较为理想一度引发国内学者的理论关注，出现了诸多“模式论”，如民主论、体改论、革新论、平衡论等。 其实，对于中国政治发展而言，重要的不在于进行何种“模式”的类型学探讨，而是要坚持务实求真的态度，使政治发展与国情相适应。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中国的发展“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这实际上指明了中国的政治发展也要面对两种思潮潜在的政治干扰。一是继续以教条主义方式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将目前中国发展中出现的贫富分化、腐败等问题归因于改革开放，企图回归以高度集权和计划经济为特征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二是脱离中国实际，进而将西方的发展模式上升为所谓“应然”的高度来思考中国政治发展的问题。必须指出，不管是何种思潮，都不可避免地会将政治发展从中国现实中抽离出来，极易落入就政治发展谈政治发展的思维陷阱。这两种形态迥异的思维逻辑，却具有共同的理论片面性特征，这就是违背实事求是，否定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仅择其一点而不及其余，机械地认知中国的政治发展进程。实际上，在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发展虽然有其自主性，但依旧具有很强的受动性，脱离不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认真“总结国内成功做法，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勇于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

　　在近年政治学研究范式中，理性选择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有参考价值的。作为政治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范式，理性选择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制度、制度与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政治行为的动力。具体而言，关于制度，理性选择理论不仅把它定义为一种行为规则，而且将某种关系结构也看作是制度，这种结构能约束个体的行为，能推动集体行为得以实施。关于制度与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理性选择理论重点讨论了“具有多样程度的理性的个人行为在什么样的制度或制约下能发挥其最有效的、最佳的作用”的问题。关于政治行为，理性选择理论认为，在政治实践中，行动主体之所以采取不同的行为，是出于“成本—收益”函数的不同考虑或者需求。

　　理性选择理论对于分析中国政治发展的启发性是不容忽视的。它在制度与政治行为之间关系的分析上强调要考虑“人是在一个给定的具体条件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实现目的”，这启发人们在思考中国政治发展问题时不能回避现实的政治实际及其客观情势，有助于思考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起点。它对政治实践中“成本—收益”函数及“人有能力重新设计制度能力”的关注，则启示人们对中国政治发展的讨论要关注如何实现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政治发展的最大化收益。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启发，直接提出了中国政治发展的定位议题。它对“人的行为在什么样的制度或制约下能发挥最佳效果”作出分析，启示中国政治发展要选择合适的结构或框架，才可以“发挥最佳效果”。展开来说，就是要积极调适“结构”以更好地选择一个较为稳妥的战略突破口。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当前，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同样离不开中国的现实国情。这必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逻辑起点。

　　（一）显著的经济绩效与复杂的社会矛盾同期并存，是中国政治发展必须妥善应对的现实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在不断重视市场机制并积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基础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就举世瞩目。在“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１１．２％的快速增长，人均ＧＤＰ由１９７８年的２２６美元增加到２０１２年的６１２２美元，人民生活实现了由温饱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２０１２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５１．９万亿元，跃居世界第二位，公共财政收入达１１．７万亿元。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显著增长的经济绩效极大地激发了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这一方面有助于激发社会活力，另一方面对现有体制的吸纳和对接能力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现存的吸纳和对接机制，并不能完全有效地承接广大群众被不断激发出来的利益诉求，客观上造成各类社会矛盾迅速显现。

　　２００６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深刻指出：“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这些复杂形势构成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深刻时代背景和必须妥善应对的诸多重大现实问题，它集中表明：丧失经济增长的支撑，政治发展就要失去重要基础，缺乏基本条件；而在经济增长中对日益凸显的社会矛盾不能及时调处，则会丧失政治发展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难以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因此，如何应对显著的经济绩效与复杂的社会矛盾同期并存的客观情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亟待破解的现实问题。

　　（二）持续深化改革的需求与“稳定压倒一切”的现实，需要理性权衡

　　当人们讨论并且热切期待“释放改革红利”的同时，持续深化改革的现实需求同样被提上议事日程。改革需求的释放，一定程度上讲也是产生不同诉求、不同期盼、不同主张的利益转化过程。但是，这些诉求综合在一起，难免会给社会稳定带来潜在而又深刻的影响，导致利益诉求与稳定之间陷入相互抵牾的困境。

　　对于深处体制转型和快速发展中的中国来说，“稳定压倒一切”，稳定处于基础性的地位并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然而，因各种社会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并呈快速增长趋势。在过去１５年间，“群体性事件的年增长率为１７％左右；而从发生规模来看，参与群体性事件人数的年均增长率为１２％，由７３万多人增加到３０７万多人；其中参与者百人以上的由１４００起增加到７０００起，增长４倍”。 总体上看，这些群体性事件呈现出突发性越来越强、处理难度越来越大、参与人员结构越来越复杂等特征，对改革发展构成了不可忽视的深层影响。

　　检视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经验，我们得出这样一个重要的结论：淡化稳定的工具性意义，重新审视稳定的本体价值，是当前中国政治发展必须坚持的基本态度。其重要意义在于：“对于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社会发展目标是多元的，价值追求也是多元的，既有经济发展、改革开放，还有社会稳定。所有这些目标和过程都是在一个权力中轴的支配下逐步、有序实现的，因此，对于国家来说，其职责任务、制度安排和权力结构既有发展政治，也有改革政治，还有‘稳定政治’”，“这三种政治形态和过程相互交织、相互支撑和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转型中国政治系统的基本输出、输入和运作过程”。 当然，上述对稳定本体价值的再解读，并不意味着要放弃改革和发展。实质上，唯有将“稳定”及其背后的政治发展议题提升到全局性和整体性的战略高度，才会实现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的和谐并进。

　　事实一再证明，多大程度上合理权衡改革与稳定的关系，就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政治发展的整体进程。对改革进程中稳定本体价值的认识，必将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科学定位和战略选择的理性辨识。

　　（三）不断凸显的利益诉求与政治文化尚未完成现代转型的矛盾，需要在政治发展中调适

　　转型社会的加速发展，客观上带来了民主参与等利益诉求的悄然增长和不断释放。但是，在对民主的理解还不够全面的情况下，出现了将选举视为民主参与的全

　　部这样一种偏狭的理解，人们希求通过参与选举过程争取自身更大的现实利益。

　　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框架内，公众对选举参与的期待得到了党的积极回应和有效引导。在城市，《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指导一些地方进行了直接选举并取得了丰富的经验。２００２年， “由于广西以中国第一个省级范围内的城市的全部加入，从此大大推动了直接选举本身的数量和参与城市的数量”。 在农村，《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范和引导了农村社区的民主选举。如今，“全国９８％以上的村委会依法实行了直接选举，农村普遍开展了８轮以上的村委会换届选举”，“村民参选率达到９５％”。 但是，目前选举实践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却不容忽视。比如，农村社区选举中，宗族偏好在一些地方的社区选举中较为明显。“少数村干部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或扩大个人势力、维护家族亲朋的小集团利益，以亲疏关系定党员发展对象，搞‘近亲繁殖’，并在换届中利用家族观念、家族势力，上门游说拉选票，甚至利用家族势力操纵选举，来确保自己或己方势力取得决定性的优势。” 对于一些人来说，选举固然是其一种权利，但是当遭遇宗族文化的影响因子时，选举参与理应具备的理性、公平等理念却烟消云散。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缺乏与现代选举相适应的政治文化土壤。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 对应来看，当前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正是同政治文化尚未完成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密不可分。“在政治生活中，政治文化主体一方面萌发出主体意识，希望参与到政治决策之中，表现出较为浓厚的理性色彩，但另一方面又比较青睐‘依附主义’，在具体问题上易失去自我意识，被动参与较为普遍，‘双重政治人格’成为政治生活中的突出问题。权利意识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个体权利的保护要求虽得以满足，但仍对权力本位敬畏有余而制约不足；平等的要求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深入而深受认可，但‘摆座次、列等级’的等级观念亦非鲜见；政治生活中的‘潜规则’不时发挥效用。”

　　在上述文化因子的积淀下，利益诉求何以得到理性舒张和有效承接？从根本路径来看，只有在政治发展中，才能不断调适日益增长的利益诉求与政治文化尚未完

　　成现代转型的矛盾，从而促进政治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型。

　　当前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复杂情势，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逻辑起点，简单模仿或移植西方政治发展模式并不能促进中国政治发展，相反会导致政治过程的“消化不良”。毛泽东早就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 才真正有助于提升中国政治发展的绩效。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科学定位

　　如果说对逻辑起点的认知，是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基础，那么，

　　随起点而联动的基本定位，则是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航向的关键。在理性选择理论看来，行动者的行为在受规则、合约等因素影响的同时，也能设计和创造新的制度和规则，但是这些行为都必须考虑“合理区间”。这种“合理区间”的重要考量之一，实际上就是要正视政治行为的“成本—收益”关系及其目标指向。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来说，就是要努力明确其科学定位。从政治发展自身和外在环境的共同需求来看，这一科学定位需要从三个层面来加以考察。

　　（一）原则定位：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化的收益

　　“任何政治发展都不可能是抽象的，相反，都是以现实的发展为基础，以解决现实问题、推动现实发展为使命。” 但是，在具体发展过程中，必须考量实现发展目标所付出的成本，不计成本的政治发展是非科学的，甚至是昙花一现的。切实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成本的原则定位，就在于以最小成本获取最大化的收益。

　　１．增量累进式发展思路的经验启迪

　　３０多年的改革开放推动中国政治发展实现了巨大进步，同时为政治发展积累了三个基本经验：一是，在坚持基本政治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实现了政治体制的适时更新和适应性变革；二是，作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主体，中国共产党保持着积极健康的执政理念和不竭的创新意识，从而释放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所蕴含的巨大活力；三是，政治发展所强调的制度化与民主化在稳步前进。从整体意义上讲，这些理念、制度和实践共同构成了中国政治发展不可或缺的存量前提。

　　然而，面对日益变化的现代社会，单纯拥有“存量”并不足以全面激活政治发展的强劲动力，政治发展的稳步前进亟待实现“增量”的扩张。“存量”是政治发展的基础和根基，“增量”则是政治发展的新动力、新源泉。相对而言，“增量”是新增的政治发展动力和权益。增量累进式发展就是在不损害既有发展成果的前提下，进一步优化政治发展结构，提升政治发展质态，使公众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政治发展所带来的民主收益。增量累进式发展期望通过持续不断和稳妥务实的改革创新，达到政治发展的“帕累托最优”。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采取增量累进式发展思路，既考虑到了超大型的发展中国家广大民众对民主与稳定的合理期待，又看到了中国政治发展进程所应突破的现实困境，因而具有深厚的历史合理性和较强的现实迫切性。

　　实现增量累进式发展同样必须考虑“成本—收益”问题，要坚持以最小成本获取最大收益。从程序看，根据“成本—收益”的基本逻辑，中国既要突破而不是突变地政治改革，又要在坚持基本制度不动摇的前提下激发应有的社会活力。这是中国政治发展必须坚持的重点步骤及其合理路径。从方式看，唯有遵循“成本—收益”逻辑，才能实现“增”和“累”的并进，才能既重视“增”对政治发展的本体价值，又注重“累”对政治发展实践的现实意义。从实践看，“以点带面、逐层累进”，倡导“改革试点”、“经验推广”，但不回避“试错”的增量累进式发展实践，也是在“成本—收益”逻辑下进行的，并切实扩大了地方改革创新的空间，增强了地方的自主性，有助于在调控运行“成本”和预见未来“收益”的基础上，适时上升为国家的正式制度。从目标看，强调“成本—收益”逻辑能带来最大化的效益———实现“善治”，着眼于整个政治共同体治理效益的最大化，并通过政治生活中各主体间的互动、合作以达致政治发展的最佳状态。

　　２．合理权衡公共利益的现实诉求

　　马克思认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利益是人们基于一定生产基础上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特性的需要，这种需要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不断更新。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 由于需要（即利益）是导致人们行为的起点并贯穿始终的主线，因而，利益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一条基本准则和政治发展的重要追求。但是，我们所强调的利益不是单纯的个体利益，而是公共利益。尽管公共利益难以全面界定，但是将它看作公共政策的出发点和政治发展的鲜明取向并不为过。从政治学的视角看，公共利益的本质在于全体社会成员、政府与社会的利益能够实现合理均衡。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来说，要形成系统的政治整合力，积极正视公共利益是必然选择。公共利益的形成和维护既能促进政治发展凝聚更大、更强的动力，又能排除各种干扰形成合力，继而促进政治的可持续发展。

　　公共利益的核心在于利益主体之间的“均衡”，在于政治合力的形成，因而只有在合理的“成本—收益”架构中，公共利益才会得到有价值的实现。首先，体现“大多数人”的利益，需要考虑“成本—收益”。“当今社会，公共治理中的‘大多数’意味着公平、共享、包容、减少社会排斥，通过‘包容性增长’和‘包容性发展’来实现公共利益。” 这种包容性的核心要义就是实现政治生活主体的各得其所。但是，就具体政治过程而言，基于经济性来计算政治成本是政治理性的内在要求。林德布洛姆（Ｃｈａｒｌｅｓ　Ｅ．Ｌｉｎｄｂｌｏｍ）认为，在分析基本的社会机制和制度过程时，把政治和经济联系起来是有益的，原因在于“大部分政治是经济性的，而大部分经济亦是政治性的”。 同样，实现大多数人的利益也需要进行政治成本计算。这既包含发展的自然成本和社会成本，还包括对少数人合法权益的正视和维护。不考虑这些成本，即使实现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也是非科学或不能持久的，为日后的民主巩固埋下了隐患。其次，摆脱“局部利益”的窠臼，尤其是摆脱利益集团和部门、地方利益的“绑架”，规避“诺思悖论”， 需要“成本—收益”的理性算计。在分析政府行为时，奥尔森（Ｍａｎｃｕｒ　Ｏｌｓｏｎ）不无忧虑地指出，任何国家承平日久之后的问题是，“社会内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数目与日俱增”，这些团体“对提高社会的生产力缺乏兴趣，却致力于从国民收入中攫取更大的份额，即使这样的活动会极大地破坏社会生产力也在所不辞”， 他们还对市场进行政治干预，操纵公共政策。利益集团之于政治发展的最大危害是损害公共利益，损伤政党的执政根基。对公共利益的尊重，实际上就是对利益集团干扰公众合法权益的矫正，继而为政治发展扫除障碍。然而，在错综复杂形势下缺乏仔细考量而贸然行动，可能会破坏政治发展已经积累的积极成果，其“成本”控制便得不偿失。再次，统筹兼顾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也需要合理均衡“成本—收益”。邓小平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或者叫做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 在实践中，如果政治行为过于重视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就会不断增大经济社会运行的成本，消耗政治发展的收益。因此，合理均衡“成本—收益”问题，政治发展中的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才能统筹兼顾。

　　无论是增量累进式发展思路的经验启迪，还是合理权衡公共利益的现实诉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必须正视的基础问题，二者的共通之处在于“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化的收益”。

　　展开来说，其“成本”蕴含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就经济成本而言，主要是指政治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消耗及其风险。这包含三个方面：其一，推动政治发展所要正常消耗的经济资源；其二，化解政治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所产生的直接经济耗损，以及因风险而导致决策失误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其三，因政治发展制度化水平而导致的腐败，以及腐败对经济发展产生的侵蚀。这些经济资源的消耗综合构成了政治发展的经济成本。一个客观的事实是，这些经济成本已经在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显现。这说明，中国政治发展必须要考虑经济绩效所能输送的承载能力和面临的风险。如果为了政治发展而过度地消耗经济资源，那么政治发展将会面临巨大的风险。就政治成本而言，主要是指政治发展所使用和消耗的政治资源。它一般包含四个重要因素：交易费用、机会成本、合法性成本和稳定成本。在分析政治行为与经济行为的相似性时，迪克西特（Ａｖｉｎａｓｈ　Ｋ．Ｄｉｘｉｔ）认为，在现实中政治过程如同市场及其企业组织的交易过程，存在对“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黑箱”的成本计算，以检验政治过程内部机制的实际运转状况。在他看来，政治领域的交易成本主要是制度的运行成本。如果这种成本过高，则无益于政治发展。更何况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不断增多的风险及随之而来的危机，给中国社会稳定乃至党的执政环境带来了极大挑战。就社会成本而言，它主要是指社会的整体氛围，以及社会成员心理习惯、行为习俗等要素。“如果一个政权维持它的运作总是要比别的政权多花费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物力、财力、精力，如果执政党的每项政策都需要调动大量的警察乃至军队来强制实行，那么，实施的效果暂且不论，至少这种运作在成本上是难以为继的。” 近年来，中国改革发展进程中出现的贫富悬殊、公权腐败、环境恶化等大量的社会问题和道德失范、价值扭曲等不良社会现象，极大地侵蚀了社会凝聚力，加大了中国政治发展的社会成本，这亟待在实践中加以解决。

　　同上述“成本”相对应，其“收益”主要是指政治发展收益的最大化。具体而言，“政治发展就是政治体系综合能力的发展。其中包括：政治合理性基础的扩大，政治制度化水平的提高，政治参与机会的增加，民主程度的提高，公民自由权利的保障和实施等”。 这体现为：政治制度化水平的提高———制度化水平的提高，不仅

　　可以督促人们遵守规则、规范和惯例，而且可以改善个人、组织与其外部环境，激发人们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促使各种社会资源配置更加合理，进一步提高经济社会发展效率；政治参与机会的扩大———政治发展的理想图景是政治结构和政治生活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有序演进，并保持前后相继和内在勾连，因而，有序的政治参与不可或缺；民主发展程度的提高———民主实践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既是检验政治发展水平的有效标尺，也为政治稳定提供减压阀和疏通渠道，因而，民主成为政治发展最重要的目标取向，它具有永恒性，不因时代改变而改变，不因环境变化而变迁，构成推动政治发展的可持续动力；法治理念的贯彻与落实———无论是西方政治文明发展史还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客观现实都清晰地表明，“法治偏爱”是建构和谐稳定的现代政治生活和推动政治发展的不二选择，法治应该构成治国理政的理性方式。

　　（二）目标定位：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

　　民主是人类的不懈追求和美好期待。在本源意义上，民主主要探讨两个最为基础性的问题：权力来自何处、权力如何行使。前者是要回答权力的真正拥有者是谁，谁可以作主；后者则是要回答权力的拥有者如何有效地行使权力。权力的渊源构成民主问题之“源”，旨在解释权力来自哪里。人类政治生活史表明，人民掌握权力是权力之“源”，与之相对应，权力的行使方式则是“流”。但是从现实情况看，权力的行使方式与公众的接触最为直接，因而成为人民认知民主的最直观依据。正是这个意义上，如何有效地行使民主权力一直成为人们的关注重点。

　　不可否认，民主政治的理想预期与客观现实是存在差距的。奴隶制和封建制国家实行的显然不是人民统治。即使标榜“自由、平等、博爱”的资本主义民主，其民主实践也难以摆脱资本的规制，依然具有狭隘的一面，民主始终没有惠及全体社会成员，也不是最广泛的人民民主。

　　作为扬弃资本主义的新型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体现在要消灭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而且要努力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１８４３年３月，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就明确指出：“人民是否有权为自己制定新的国家制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绝对肯定的，因为国家制度一旦不再是人民意志的现实表现，它就变成了事实上的幻想。” 对于民主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列宁则强调：“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这包括两个意思：（１）无产阶级如果不通过争取民主的斗争为社会主义革命作好准备，它就不能实现这个革命；（２）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并且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反衬了马克思和列宁关于民主理论认知的正确性。就其历史教训而言，苏联、东欧之所以出现历史性蜕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丧失了人民民主，导致社会主义生命力的枯竭。

　　在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强调： “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 “中国只能走这条路。这是一个历史法则，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趋势，任何力量，都是扭转不过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逐渐为实现人民民主奠定了经济、政治和社会基础。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最广泛的人民民主体现在方方面面。“就各个方面而言，有政治民主（或民主政治）、经济民主、文化民主、社会民主、党内民主、军事民主和国际民主等；就各个层面而言，有民主政治制度、民主权利、民主管理原则、民主精神、民主素质、民主作风和民主方法等。这就形成了以人民民主概念为核心的民主理论体系。”

　　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最大优势。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得出了“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的正确结论，为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当前，人民民主实践展现出了鲜明特征：在主体上，坚持不分民族、性别、职业、地位等，积极引导广大人民群体共同享有民主权利；在结构上，坚持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四大民主协调发展；在路径上，推崇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并重。

　　事实上，将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看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目标定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一，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政党政治的基本理论表明，执政党的执政基础维系于民众源自内心的认同和信任。民众实现对执政党的认同，除了依赖于提升经济绩效、加强意识形态宣传外，真正具有持久性和内聚力的因素是坚持和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中国共产党牢固地夯实执政根基，最需要努力的方向就是积极回应群众的民主诉求，顺势推动人民民主，让广大群众分享最广泛的民主成果。其二，深化改革的需要。党的十八大指出：“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同时，必须清醒看到，我们工作中还存在许多不足，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 破解改革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就是要通过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为广大群众提供利益表达机制、对话协调机制和政治参与机制，有效减少社会矛盾和摩擦，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社会各方面的意志凝聚起来，才能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强大合力。其三，推动政治发展的现实需要。从目的看，民主是政治发展的价值追求，从手段看，民主是政治资源合理分配的有效机制，是推动政治发展的可持续动力。由此可见，在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唯有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才具备坚实基础。

　　（三）道路定位：客观务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对于正处在转型社会、网络社会和风险社会同步来临的当代中国来说，正确的政治发展道路是直面现代化潮流、提升国家认同、凝聚民族精神，特别是有效推动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因素。恩格斯认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 这说明，政治发展道路的选择不是随心所欲的主观臆断，而是取决于经济基础、社会现实、发展阶段和目标愿景等一系列综合因素。

　　作为立足于现实国情的理性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从外在表征来看，具有三大基本特征：首先，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政治发展格局。在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的基本底线，也是有别于西方国家政治发展的重要特点。其次，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框架内的发展方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不是对现存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的质变，而是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政体基础上，对具体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决定了中国的政治发展趋向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性质的否定。再次，稳中求进的渐进发展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是以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同步改革和发展为基础，在相互影响和互动中稳步推进，不是脱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因素制约的激进变革。

　　这条道路定位之所以客观务实，主要源于政治发展是一个客观历史过程。一方面，政治发展的主观要件是在逐步积累过程中渐次走向成熟的。政治发展既需要政治主体具有明确的政治意识，又需要自主自觉、有序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公共事务治理。然而，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深层制约，这些主观要件的形成不可能一蹴而就，它的生成有赖于长期的磨合和锤炼。实现有效的政治发展固然需要建立在政治认同基础上，但是更需要积极务实的制度理性作为重要支撑。所以说，“政治发展是理性化的过程。从结构、功能、权力、程序、规范各个方面观之，均需要运用理性，审时度势，分析一定社会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分析政治发展每一个步骤可能带来的积极后果和消极后果，这样才能有效推进政治发展”。 另一方面，政治发展的客观要件需要逐渐构筑的历史过程。无论是广大群众对民主政治价值的理性体认，还是党致力于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等执政方式的有效形成，抑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稳步推进，都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国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克服了那些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经过不断地探索和积累经验，逐步走上了一条渐进式的政治发展道路……这是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事实上，“中国政治改革能够保持持续性和取得成果，最关键的原因是，改革的推动者一开始就以务实的而不是以理想的改革目标为指导”。 中国政治发展同样如此，它不是游离于客观条件之外的主观自在运动，而是尊重现实国情、坚持务实发展理念的自主政治进程。

　　四、民生政治参与：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突破口

　　政治发展总是寓于一定的政治参与实践的变迁过程。彼得斯（Ｂ．Ｇｕｙ　Ｐｅｔｅｒｓ）在论述理性选择理论时提出了这样一种假设：“个体展开理性行动的目标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所以，在这种视角下，制度是形塑着个体行为的规则集合体，但是，个体对于这些由制度所建立起来的激励和约束能够作出理性的反应。而且，大多数个体都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制度的激励和约束作出反应。” 这种反应体现了制度的不断调适以合乎社会发展需求。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关键问题就在于，通过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参与形态，选择适合的战略突破口。

　　（一）以深化治理型参与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持续提升

　　政治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均表明，治理能力是检验一个国家政治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很难想象一个治理能力低下的国家会有高度的政治发展水平。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而言，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党总是在不断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进程中，实现着政治发展的不断累积和有效提升。

　　然而，“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开放社会、多元文化等现代性因素的成长，及其交织形成的复杂关系，使得现代国家的公共事务数量规模急剧膨胀，治理的难度也不断挑战着政府治理能力的极限”。 面对公共事务治理日益严峻的挑战，党审时度势地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简约地看，国家治理能力是政治行为主体有效运用相关制度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使之相互协调、共同发展、促进进步的能力。它既是国家治理体系在实践中的绩效彰显，又是衡量政治发展水平高低的外在表征和重要杠杆。作为现代社会的主体力量，人不仅是政治发展的最终归宿，而且内在地构成了政治发展的制约因素和重要依托力量。所以，对于政治行为主体来说，提高认知政治生活和治理国家的能力，积极投身政治参与实践是题中应有之义。政治参与是能力建设与能力发展的重要中介。在政治参与实践中，公民既可以对政治体系施加影响，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又能够从中习得政治意识、政治技术和政治生活技能。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就集中体现为政治体系的整合能力和治理能力得到不断提高，政治发展的推动力得到不断凝聚。

　　考察中外政治发展和国家治理实践，“依据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实际，自觉转换和更新政治参与使之适应变化的形势，是每一个国家政治发展所必须正视的基本问题”。 也就是说，无论是对于政治发展自身还是其外在表征———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其理想形态都是努力促进国家政治结构和现代政治生活有序、高效地从传统向现代演进。这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现实前提。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条件下的政治参与取得的实质性进步，鲜明地体现在参与的“面”不断扩大，参与的主体不断充实，参与的绩效不断提升，参与的领域不断拓展等方面。不过，在当前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政治参与不仅在于拓展参与的“面”，更在于实现参与的结构性优化，即实现政治参与的本体性价值与治理性意义的合理均衡。进一步而言，就是在努力实现民主型参与的同时，亦不能忽视治理型参与，要努力推动治理型参与渐次深入日常的政治生活中。治理型参与的最大价值是既能有效回应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需要，又能切实纠偏当前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过于偏重民主选举而忽略选举后的决策、管理和监督等问题，实现治理型参与的结构性优化，能够引导公众更为深入地关注公共事务治理，进而实现既重视参与的民主价值又不回避参与的治理意义。

　　（二）治理型参与中的民生政治参与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 因此，创新既有助于适应世界发展潮流、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又能直接观照中国现实国情、维护社会稳定的参与类型，是党在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问题上的最大关切。辨识中国政治参与实践和政治发展的客观实际，当前有效回应、合理均衡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政治参与上的不同诉求，较为务实的战略突破口就是民生政治参与。

　　所谓民生政治参与，简而言之就是在政治参与实践中，以民生议题为公民有序参与的核心，以民生改善为党和政府公共决策的直接指向，以实现民生福祉为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根本落脚点，通过有效引导公众采取协商、沟通、权衡、比较的方式实现合法有序的参与活动和过程。民生政治参与不仅注重民生议题在政治参与中的指向作用，而且强调政治参与对民生改善的保障意义。如果说选举政治参与更多地体现了竞争性特质，那么作为一种治理型参与，民生政治参与则明显地体现出协商合作性特征。通过民生政治参与过程，公共事务会得到广大群众的更多关注和政府的有效治理，党的执政基础会更加巩固，政治发展将会获得更强大、更充足的动力。从理论逻辑和实践内容来看，民生政治参与具有四个基本特征。

　　其一，坚实的利益实践基础。“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当前的根本任务依然是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但发展应是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及人的全面发展。” 发展的主体是“人”，改善民生的目的也是“人”，因此，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解决民生问题在价值目标上具有共通性。当经济发展指标日益攀升之后，改善民生是最大的政治。发展的重要议题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由此，解决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便成为关键。当前，改善民生已经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根本目的。民生问题实质上是发展问题，以民生议题为依托，能更加有力地吸引公众参与政治生活，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民主协商，从而为政治参与奠定利益共识与实践基础。

　　其二，渐进有序的参与策略。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实现社会主义条件下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既是中国政治发展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也是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必然要求。实践证明，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反映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体现了公民与国家之间良性的政治互动关系，增强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活力，促进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巩固与发展。基于此，民生政治参与是以民生议题为核心，以循序渐进、民主协商、有序参与为机制，以寻求共同利益为旨归，因而有助于在政治参与中凝练与增进更多的改革共识，引导公众在民主法制的氛围中实现共赢。同时，民生与民主的互动，不仅有助于提升政治发展的绩效，而且有利于开拓政治发展的空间，丰富民主政治的资源。

　　其三，人民主体的广泛参与。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党的群众工作路线。这无不指明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人民居于主体地位。“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决定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要求，党必须切实支持人民群众广泛深入地参与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中来。正是在民生民主互动促进的平台上，民生政治参与通过合法有序的参与方式提升了广大群众自主式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有力保障了人民享有公共决策、公共事务的参与机会和民主权利。其四，方便易行的操作技术。“在政治中，我们总是永不停息地争论是与非，辩论互相替代的政策的优与劣，争辩那些终极目标的明智性，并且衡量可能方法的有效性。一句话，我们置身于对价值的探索之中。” 但是， “价值”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脱离了“操作性”的价值只会沦为一种“政治景观”，难以发挥实际功效。与西方选举政治参与相比较，民生政治参与超越了“民主授权”的竞争性政治委托—代理形式，避免了集团政治的暗箱操作。同时，利益诉求的多样化和多层化，决定了高参与度的不同主体难以具备整齐划一的民主技术水平，这客观上要求必须提升政治制度化水平，简便、优化政治参与程序。这一切表明，民生政治参与的接地气方式，不仅保障公民权利的真实性，创新了社会主义民主实践的方式，而且有利于广泛地反映和输入群众的利益诉求。

　　科恩认为：“理想的民主不应仅仅是让公民们在汤姆和哈里之间（或没有竞争对手的亨利）选择一人就算是参与了管理，而应该让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识别问题，提出建议，权衡各方面的证据与论点，表明信念并阐明立场。” 也就是说，民主政治不仅仅局限于投票选举，更在于通过充分、持续和有效的政治参与过程，实现自身的价值评判和利益表达。在这个意义上，优先推进民生政治参与，不仅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逻辑起点的现实要求，而且有助于其科学定位的顺利实现。就前者而言，它从回应客观复杂的现实情势着手，主张稳健、理性的参与方略，有助于降低政治运行成本，避免高昂的政治参与代价，构筑和谐的政治发展环境，提升政治发展收益。就后者而言，它以民生议题为政治参与的核心，以实现民生福祉为政治参与的目标指向，能够通过现实的参与收益吸引更多的参与主体，继而以最小的投入成本获取最大程度的政治发展收益。与此同时，它也是一种民主实践形式，在民生议题的大背景下，能够鼓励公共参与，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

　　（三）民生政治参与的显见价值

　　在现实国情背景下，中国政治发展的突破口必须具有同时解决政治认同、构建社会秩序和促进政治文化转型三大问题的功能。这正是民生政治参与的价值所在。首先，契合提升政治认同的需要。对于任何一个政治系统而言，公众的认同是其最大的关切。“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认同的建构离不开政治体制发挥实际效率及其满足公共需求能力等因素的支撑。然而，亨廷顿认为，“把合法性建立在政绩基础上的努力产生了可以被称作政绩困局的东西”。 这意味着经济绩效与政治认同之间的关系并不具有唯一性。无疑，中国政治发展过程将面临着“政绩困局”的考验。从党的十七大提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到十八大提出“必须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 充分说明中国发展方式正在从偏重于追求ＧＤＰ中摆脱出来，高度重视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党的执政理念，已经引领中国走入致力于民生改善、福祉增加的民生政治新时期。因此，通过民生政治参与，实现社会草根阶层多层次的利益诉求，必将增强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认同与支持。

　　其次，契合政治发展需要良好社会秩序的客观需求。在人类政治生活实践过程中，追求“幸福而高尚的生活”作为改善民生的现实表达，尽管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有一点是存在“重叠共识”的，那就是优良的幸福生活在于寻求有秩序的生活。“首要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 在政治发展中，首要的是寻求合法良好的社会秩序。“对于社会公共生活而言，秩序与其他社会价值相比具有优先性。” 秩序的重要性预设了它在政治发展中的特殊地位：良好的社会秩序既构成政治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亦成为其重要指向。但是， “考虑我国当前的经济社会条件、面临的主要任务以及国际环境，也考虑到西方国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我们认为，现阶段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不宜采取扩大竞争性的路子”。 中国在推进政治发展过程中必须强调社会秩序的重要性，进而谨慎地选择发展战略。相对而言，民生政治参与一方面以民生议题为核心的参与过程，积极表达了参与主体的利益诉求，能有效化解公众对公共政策和社会弊端的潜在不满及内在冲突；另一方面广泛带动其他主体参与政治生活，优化了参与主体的结构，形成橄榄型的参与主体结构，能有效维护社会稳定。

　　再次，大力培育现代参与型政治文化。作为人民民主的重要方式，民生政治参与有助于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人民民主不仅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价值理念、是一种文化。从一定意义上讲，民主的价值理念和文化，是赋予民主制度以灵魂的因素，是民主运转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 因此，政治文化对于民主政治参与具有攸关意义。“在参与型政治文化中，社会成员倾向于明确地取向作为一个整体的制度，同时取向政治机构和管理机构及其程序。换句话说，就是同时取向政治制度的输入部分和输出部分两个方面。参与政体的个体成员可能愿意或者不愿意取向政治目标的各个种类。他们在政治中倾向于适应一种自我‘活动者’角色。虽然他们对这样一个角色的情感或评价可能差异很大。” 沿着阿尔蒙德等的论述逻辑可以看出，政治文化对政治发展的作用是深刻的。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实质是人们对民主政治的目标、制度、规则和程序等所保持的坚定信念、高度认同和积极支持，并推动政治制度的有效运转。实现民生政治参与，有助于培育参与主体对制度的尊重、程序的遵守、技能的提高，易于推动政治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产生出符合时代要求、支撑诸政治制度有效运行的现代政治文化。而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形成和普及，则有助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积极前行。在参与过程中，随着积极的参与心态、理性的参与行为、妥协宽容的参与理念的逐渐确立，政府与公众的合作互动关系日趋明晰，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将从一种政治理念上升为日常生活方式。

　　五、结语

　　就政治发展而谈政治发展的研究，主张价值与事实分离或在主观理想化构造的分析框架中抽象地考察研究客体，必然丧失历史的、整体的、动态的方法论意义。缺乏对策的主体性和有效性，则难以积极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实践。改革开放以来，广大群众利益表达的合法渠道越来越畅通，利益表达的机制日益走向完善。在加快社会建设条件下，党进一步增强了对社会的有效回应性，更加重视人民的利益需求，积极反映社情民意。实践证明，积极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有助于执政党通过制度体系自觉地联系群众，保证广大群众的政治参与实现“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从民生政治的发展战略看，“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是一个由经济发展、社会建设和政治改革三步走的战略系统，是一个以民生为主导的先易后难的渐进过程”。 亨廷顿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更常见的情形是，扩大政治参与被看作是实现发展过程中其他高价值目标的一种手段”。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语境中，民生连着民心，民生凝聚共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超越了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理论预设，改革开放的成果为全体人民共享决定了其内在动力是自主的和充足的，它来自党和人民群众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重大战略的“集体行动逻辑”。作为国家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是实现长期执政和执政使命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巩固执政基础、提升执政能力的政治理性选择；作为国家的主人翁，人民群众投身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实现当家作主，必然要求促进党以更加积极的执政理念尊重民意、关注民生，进而切实维护和增进人民利益。因此，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绩效，作为一种有益的实践探索，实现民生政治参与在改善民生这个“最大的政治”实践中，高度契合了社会公平正义的现实要求；作为合理的制度安排，实现民生政治参与在确保国家现代化转型和社会长治久安中，必将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