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者”直至今日恐怕都难以得到清晰而明确的表述。 

　　作为一门正深刻影响并塑造着西方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的话语体系，自由主义在今天的西方已俨然被奉为意识形态。自由、平等、民主、宽容等基本理念不但成为公共政治论坛上不可撼动的价值标杆，在日常生活中也为人们津津乐道。

　　然而，正如“哲学”一词非常大众化，似乎人人都可以讲哲学、用哲学，而对其明确定义又几乎不可能一样，“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者”直至今日恐怕都难以得到清晰而明确的表述。其原因除了人们在实践中对自由主义的误解和误用，自由主义之基本理念的广泛性和复杂性，也进一步赋予了这一话语体系以内在模糊性。

　　身处这一话语体系的不断发展和变动中，不论是追求客观性的学术研究者，还是试图使理念现实化和制度化的自由主义实践者，都难以将其奉行的理念归宗为一，反而更可能在“自由”这个最基本的理念上变得不可调和。西方如此，中国亦然。

　　自由主义之于中国，影响已逾百年，并在此百年间与中国人的传统民族文化心理相结合而生成许多不同变体。这些变体事实上已融入到当下中国人的意识和行为结构之中。然而，五四以来，这一话语体系在对中国人的意识和行为结构进行影响、改变甚至是重塑的同时却也常常流于空洞和肤浅。其原因，除了不同文化传统的对撞和冲击，缺乏对这一套话语体系之细节的深入研究恐怕也是个关键问题。

　　埃德蒙?福西特(Edmund Fawcett)的近著《自由主义：一个理念的生命》即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对自由主义的粗线条描述，在细节上给我们呈现了这一理念在不同时期的成长史和现状。不同于对自由主义的一般述史方式，这部著作超越了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人为主线的契约主义式单线条述史方式，福西特将论述重点深入到那些看似理所当然的理念内部，立足于这些自由主义所不可或缺的基本理念之间的内在碰撞和关联，对这套话语体系在不同时期、不同传统和不同层次中的逻辑运动进行了细致的“批判”，在这一“批判”的基础上逐层剥离出自由主义最核心的价值。

　　理论是对人类某种实然生存状态或应然价值追求的凝练表达，而“主义”一词则在更强的意义上将一定程度的排他性纳入其中。照此逻辑，若将“主义”冠于某种学说的话，那么该学说似乎应当具有清晰的自我界定。但自由主义在这一点上恰恰非常令人迷惑。因为自由从古希腊开始就是人们尊奉的重要政治价值，启蒙以来，这一价值在现代政治观念中更是变得举足轻重。

　　福西特也指出：“自由主义者的确相信自由，但非自由主义者也是如此。对自由的尊奉并不能区分出自由主义者以及他们之所信。”这就是说，我们无法单凭某位思想家在其著作中表现出对自由的尊奉而断定其为自由主义者。相反，很多不容置疑的自由主义者却明确地把其他价值，比如平等置于首位。福斯特没有回避这个问题，通过他对自由主义四个松散理念的界定(这四个松散理念分别是：冲突、抗拒权力、进步和尊重)，我们可以看到他澄清这一理念的努力。在他看来，尊奉自由并不必然导向自由主义，因为自由可以有很多层面，而所谓的自由主义只是“自由”这个理念的世俗变体，它源自对世俗和宗教两种整全性权力的天然畏惧，以及对这两种整全性权力能否带来真正的“自由”和“和谐”的天然怀疑。在此畏惧和怀疑的基础上，自由主义者相信良好的秩序不必诉诸整全性权力，每个个体都有自身的理性，这些分散的理性完全可以通过其他组织模式设计出不断进步的制度，以此在陌生人中间不断建构起能够替代整全性权力的新的秩序结构。